不过最为关键的是条约，即便是诺曼人统治期间，他们曾认可并且维持了一些旧条约的效力。
其二就是帮助诺曼统治阶层了解昂格鲁-撒克逊人的社会习惯，看起来很像昂格鲁-萨克森贵族的马尔福实际上是跟着威廉一世来到英格兰的诺曼人，他家收集了不少麻瓜宝藏和艺术品，这其中包括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的手稿，内容是关于她翻译西塞罗论文的。
女王的手稿当然不止一件，她还翻译了别的古希腊学者们的作品，同规格的都是被收藏在皇家图书馆里的，轻易不会示人。
在他的收藏品中还有一本13世纪由僧侣抄录的《英格兰的法律与习惯》，讲述的是一位英国法官审判偷盗罪，该法官认为“偷盗行为如若缺乏意志与企图，就不构成偷窃，因此孩童与疯人就不应受罚”。
小孩子偷窃在当时大概两个原因，一个是模仿，另一个受他人指示，比如街头流浪儿被成年人控制着扒窃，他们只知道如果不偷够足够的钱包，成年罪犯会不给他们饭吃，没有想过用扒窃的钱包里的钱。
“不当行为是由意志与企图这两个条件来界定的，因此没有偷窃的想法，偷窃就不成立。”
关于疯人则是引用罗马法学者莫德斯丁的著作，他认为罗马法从宽处理疯癫者是因为“不幸的命运”（infelicitasfati），主张即便疯癫者有犯罪行为，但是基于他们本身的不幸，无法像人那样有理性和理解力，像野兽一样，因此虽构成犯罪也得以豁免。
18世纪的英格兰与威尔士，偷窃财务超过40先令的9岁孩童就能被处以绞刑，当时每年约有两百人被处死，因此陪审团常常会故意降低认定赃物的价格，以避免幼童被处以绞刑。
同时对于疯人的标准也和过去不一样，以前的人认为天生痴愚、无法数到20先令，不知自己父母、无法了解他人指示教导的都是疯人。
这些都是利用一般人对于某些状态的类比所理解的精神异常（insanity），大概也是在这个时候，精神异常不再是医学词汇，而是作为法律术语使用了。
如果一个人真的精神异常到不知道自己名字、家人等等，那么他有能力犯下罪行的可能性也很低，这时人们对于疯人的理解，从野兽一样缺乏理性，变为缺乏区辨能力，他无法区别善与恶、对与错。1833年时有一个苏格兰人，他甚至无法区别表是不是个活物，当他看到表不动了，以为它和雪地里动物一样被“冻死”了。
这种情况被称为局部精神异常，但这种局部精神异常是不能免罪的，因为人们觉得这个人还残存着一些理智，可以明辨行为善恶，克制自己的意图。
到了19世纪初，准确地说是1800年，当乔治三世在特鲁里街皇家剧场看戏时遇刺，刺客名叫海特莫尔德，他曾经是1794年参与英法战争的士兵，由于重伤——两把刺刀刺进头颅，并且还有一刀刺进身体——他被战友抛弃，却奇迹一样康复了，随后出现了精神异常，数年常陷入无法控制的暴怒之中，家人们不得不将他关在家里。
在询问中，警察很快就明白他有精神问题。他行刺的动机是因为他认为人类将遭遇灾难，唯一可以改变这个命运的方式是让他殉难，但他又害怕自伐会下地狱，于是他假装要伤害皇室成员，不过他当然不愿意伤害自己敬爱的国王，他只是相犯叛国罪，然后被绞死罢了。
海特菲尔德的律师很清楚，他的行为没有办法适用于是非对错准则，被认定为精神异常，因为他非常清楚自己的行为产生的后果。
于是他在辩论时提出，精神异常的鉴定准则不应该只局限于思考能力和察觉对错方面，还应该有“妄想”的存在有无。有鉴于海特菲尔德在战争中立下的功劳，陪审团判定了海特菲尔德精神异常而无罪，他被移送到精神病院并终老于此。
1805年，有一个名叫约翰·贝林罕的商人，他因为拿破仑战争不断倒霉，于是决定去俄国去碰运气，但因为债务问题被判入狱，他向英国驻俄领事馆求助，认为自己遭到了诬告，但当时因为世界局势等复杂原因，官方并没有介入对俄国内事务，他在监狱里关了5年。
等他出狱后，他向外交部索要赔偿，不过在案发前六个月他都没有得到任何回复。
他最终认为刺杀是解决之道，接着在1812年5月1日，他守候在下议院的大厅，将当时的首相斯宾塞·帕西瓦尔开枪射杀。
审判在5月15日举行，他平静地步入法庭，一如他在一周后平静地步上绞刑架，他拒绝以精神异常抗辩，因为他不期望自己的控诉会因为精神异常失去正当性。
这个案子让海特菲尔德案建立起来的“妄想”是否可以判定为精神异常而无罪的准则受到考验，在1810年时，《拿破仑刑法典》第64条规定：被告于行为时精神异常，就没有犯罪或犯行。
就比如一个间歇性精神异常的人，他就像间歇喷泉一样，“喷发”的时候无罪，没喷发的时候还是能分辨是非对错和道德的，这是基于精神病医院医生的观察得到的数据，只有百分之二的人疯到神智不清，与法律上规定的精神异常画等号，这种情况下他犯罪一样要承担罪责的。
惩罚的种类有很多，比如不做作业就不许玩，做作业和玩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但那是强制这么规定的，这种惩罚被称为抵罪惩罚。而报应的惩罚则有因果关系，比如某人干了件超出其他人包容极限的事，为社会所不容，受到嫌弃。
在1884年的案子里，大多数水手及其家属可以接受他们的食人行为，而有些人则不能，比如那些在威斯敏斯特，从来没有去大海上航行的“老爷”们。
如果三个成年人当时不那么做，而谨守道德，那么他们就会遇到卡纳安德斯之板中提出的结果之一，即两人因为互让而死，尽管他们距离获救还差4天时间。
但船上的人又不可能预知未来，他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能得救呢？
尽管这个案子最后的结局是他们没有被判绞刑，而是被监禁6个月，船长达德利出狱后回到澳大利亚，他终生都被邻居们称呼为“食人魔”，直到1900年他死于在澳大利亚爆发的黑死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