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跟他们几个商量这件事的时候，李倓一直都在跟他们表达一个观点，那就是大唐的民生，是比天还大的事，一旦民生之事出了问题，就算是他们君臣玩出花来了，也是等于零。
李倓的态度往那一摆，刘晏和张巡他们几个自然得尽力了。
所以大数据的方案很快就显出了雏形，由尚书省甄选出几队人马，必须对每一个州郡都做一份详细的调查，而且是出报告的那种。
至于报告的内容，就是根据实地考察，官方记载，民间查询，尽可能的还原各地之前几十年里面，它们每年的粮食价格，以及需要收获的粮食数量。
这些数据再跟这个州郡这几十年来的受灾情况那么一对比，情况基本上也就一目了然了。
获取到了这个数据之后，按照刘晏的说法，根据一个地区每年粮食的产量把各地分成五类，每一类都由李倓或是他们尚书省亲自定价，之后各州郡每年的收粮都按照这个指导来进行。
比如把指导价分别定到100文、200文、300文、400文和500文，每月的收购量对应是50万石，40万石，30万石，20万石和10万石。
确定下来这些之后，当需要收购粮食时，如果这个州郡的粮食市场价大约在100-200文之间，那么负责的官员就不需要再上报尚书省批准，他直接可以对照这个表，以200文的价格收40万石。
这么一波操作之后，就相当于取消了中间决策环节，既让各个州郡拥有一定的主动权，可以比较快速的适应各种突发的变化，同时它又在大唐朝堂的控制范围之内。
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了这个所谓的指导意见之后，各个州郡的官员就算是胆子相当的大，故意抬价格到三四百的程度，但是价格高了，能收购的粮食就变少。
这样一来就算是出事了大唐国库的损失也相应减少，同时后续巡查队的抽查也很容易发现问题，在这种制约之下，各个州郡的地方官乱报价格、乱报数量从中牟利的空间，就大大地被限制。
就这么一个办法，已经是大大的超出了李倓之前的设想，他觉得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是真的低估了像是刘晏和张巡他们这样的国士了。
一旦涉及到了内政上的事儿，他这个当皇帝的可就没法像之前打仗一样大包大揽了，而是只能提出一个问题，或者说明自己到底想要一个什么结果，剩下的解决过程，就得全部都让刘晏和张巡他们来了。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李倓深深的感觉到一个王朝想要兴盛的话，光有一个靠谱的皇帝肯定是不行的，还得有一群有能耐又忠诚的人辅佐着才行。
他们给李倓的惊喜还不止这些，为了防止底下的官吏想方设法的贪墨义仓里面的粮食，刘晏还想出来另外的一招，毕竟他们三人都在底下的郡县里面做过官，知道这么大的一块蛋糕就这么摆在这的话，是很难不引起一些人的注意的。
李倓最开始的时候倒是没听说过这个说法，不过经过几个人一解释，他马上就明白了这其中的奥秘所在。
按照这个办法，凡是大唐官方收购存放在“常平仓”中粮食，在出售之后都必须兑换成同等价值的当地土特产品和手工品才能上交到长安城。
比方说一个州郡收购了100万石的粮食，等到他把这100万石粮食卖出后，交给到长安城的不是钱，而是同样价值的当地土特产品和手工品。
前世对于这倒买倒卖就相当有心得的李倓马上就明白了这其中的奥秘了。
这跟漕运的事儿其实是一个道理，堵不如疏啊，与其想方设法的不让他们侵吞义仓里面的粮食，倒不如直接用官方的渠道上给他们开一开口子。
粮食这玩意的价格还是比较硬的，但是各地的土特产价格可就不一样了，十个人卖可能但是十个价格，而长安城既不会认最高价也不会认最低价。
操作这件事的官吏都是真的是个有心眼的人的话，完全可以在底价的时候囤积一点土特产，等到真的要上交给大唐的时候，你自己手里面是剩下了一些土特产还是剩下了一些粮食，那都是你自己的本事，不管是皇帝还是尚书省都不会管你的，人家要的就是保质保量的土特产。
这些土特产到了长安城之后，皇宫需要的东西自然会留下来，剩下的还可以通过官方的渠道卖到能卖上价的地方去，对于大唐的国库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集思广益之下，这件事就算是定下来了，这回李倓并没有交给刘晏，而是交给了许远操作。
因为这件事牵扯的相当的广，耗费的人力也会相当的多，由许远这样做事细心之人来操作，才符合李倓心里面人尽其用的设想。
短期内实行的几个新政，完美的把漕运，粮价、以及各地官吏整治联系了起来，在平抑粮价的过程中一旦发现做的太过分的，是不用经过李倓的，许远直接就有权要求吏部和大理寺插手这些事，该撤的撤，该抓的抓。
这件事在长安城的巡查队伍出发之前，李倓就已经下令对整个大唐的百姓广而告之，一旦当地的义仓已经引起了民愤，巡查队伍一到，只要是登记在册的大唐百姓都可以举报贪官。
这一下子，在大唐百姓中造成的影响比之前每一个政策都要大，几乎听闻这件事的人都在拍手称快，就好像是如今的义仓在他们心中已经早就变味了一般。
这样的情况传到了李倓的耳朵里之后，让李倓觉得这个事自己可能真的是行动的稍微有点晚了，他完全没想到，竟然是这件事在百姓的心里才是最想要改变的，李倓知道，自己可能应该进行一些反思了，到底应该把什么事放在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