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李倓这回还真的算是把这些人给忽悠了，张冲那边他的确是肯定要去督促督促，因为这战舰和水军的发展以后肯定就会是大唐的重中之重了，这倒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瘟疫可就不是李倓随便在大唐的境内找一找就能找到让人百毒不侵的高手了。
李倓当然不能跟他们说，就算是在一千多年之后，那医疗和科技都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牛掰的程度了的情况之下，该得病的人还是得得病。
每一年因为得病死了的人还是非常非常的多，疾病这个东西，它也是在不断的发展之中，所以想要说彻底战胜它，基本上就是不可能的。
定下来了这个基调之后，自然是得把自己的重心暂时给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这就是现在的李倓想要的。
其实李倓自己也明白，自己在大唐已经算是到了另外的一个阶段了，之前自己一心的想着把大唐给扶起来，让大唐在世界上都得是第一号的国家，不管你是倭国还是什么别的地方，都得让大唐称霸才行。
但是现在，大唐在自己力所能及的区域之内已经算是完全称霸了，李倓知道，要是他在后面推动的话，大唐说不定在别的大陆也能有一番作为。
但是鞭长莫及就是鞭长莫及，就算是大唐的将领在欧洲大陆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了，那么他面对着那片大陆上面的一切和权力的时候，还会不会听从长安城的指挥，还会不会把自己当做是大唐的将领
这个问题就算是李倓也是回答不了的，换位思考一下，就算是自己是自己麾下的将领到了那样的地方，那肯定都是不想回来了，在那边自己就是帝皇，为啥要回来受一个人的节制这就是所有人的想法。
所以李倓知道，这个时候大唐应该开始全心全意的搞内政了。
虽然之前也搞了不少的内政了，但是李倓知道，其实相比于大唐在军事上的成功，大唐的百姓在生活质量的提升上还是有着相当的空间的。
而在这个时代，你想要搞内政，让百姓的生活质量都提升上去，最最基本的一个事儿就是对农业的发展，因为毕竟在这个时代绝大部分的百姓都是在种地的。
自从贞观年间到现在，大唐的农业推行租庸调制和均田制。
总体来说，唐初的那几个皇帝还是很开明的，对待农民的问题，不断减轻他们的赋税徭役，农民在丰富的生产经验基础上发明曲辕犁，利用水利带动的筒车等新的引水提水工具，大大提高了灌溉效率，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但是到了开元，天宝年间，换句话说也就是李隆基开始推崇他的那个所谓的无为而治的时候，均田制就开始被破坏了，百姓们的负担也开始加重。
到了开元中，均田制已名存实亡，面目全非。
而当时这几年朝堂赋役剥削日益沉重。让百姓们着实是过了几年的苦日子，直到李倓自己当了皇帝了才好了不少。
前几年刘晏的变法也的确是对百姓们所起到了一定的缓冲作用，但是在李倓现在看来，这还是有点不够的。
在他看来，均田制就事相当不错的一个制度，而且在他的封地以及整个河东道，基本上土地已经都是百姓们的了。
但是在一些个其他的州郡上，不少官吏还是在那铤而走险，跟当地的一些个地主勾结起来。
在李倓的眼睛里，这样的情况那肯定是不能在他这存在的，所以李倓已经决定了，这就是他这段时间主要要管的事儿之中的一个。
而百姓们有了土地了，种地的技巧也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之前李倓的注意力还真就从来没有往这方面上放过，但是到了这个时候，他也不得不关注关注这些了。
这种地，其实除了改变不了的天地因素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这水源的事儿了，大唐政府其实从始至终也都是非常很重视农田水利灌溉。
据李倓这段时间的了解，在大唐前期的一百多年中，兴修的水利工程达到了惊人了接近二百项，分布于大唐南北的广大地区。
比如说贞观年间，在莆田筑诸泉塘、永丰塘、横塘以及国清等塘，总溉田能达到一千二百顷。
又比如说，开元二年在文水引文谷水开甘泉、荡沙、灵长、千亩四渠，溉田数千顷。这些灌溉工程对农业生产起了重要作用。要知道，这些个工程可都是在李倓过来之前就已经开始修建并且投入了使用的工程了。
随着水利的发展，唐代的灌溉工具也有相应的进步。当时，除了以前已有的桔槔、辘轳、翻车还在普遍使用外，人们又创造了连筒、桶车、筒车和水轮等灌溉新工具，都大大提高了灌溉效率，这一点其实还是相当的让李倓能够满意的。
虽说之前的五代十国时期，整个华夏的农业发展几乎已经到了停滞的程度，但是大唐自统一全国以后，农业生产开始恢复，到开元年间发展到高峰。
农业生产发展的结果，使粮价越来越便宜。开元十三年，洛阳的粮食价格已经达到了“东都斗米十五钱，青、齐五钱，粟三钱”。此后直到天宝年，物价长期稳定，一直稳定到了安禄山的反叛，粮食的价格才涨起来了一些。
而经过了李倓这些年的努力，价格虽然跟最低的时候还是没法比，但是百姓们至少已经能够接受得了了。
李倓知道，粮价这个事儿，其实十分好解决，你要是让粮食的产量上去了的话，那粮食的价格自然而然的不就下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