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会面之后不到两个月时间，孟松麓就对照史书，基本弄清楚了岛上的状况。
按照孟松麓的理解——当然理解的未必全部正确，但人不能想象自己没见过的事物，所以他只能把岛上的情况糅合到先秦古籍记载的那些神话时代的故事里。
大抵来说，现在还处在一个三皇时代的模样。
大约是尧放四凶那样的场景。
岛上的大酋长，已经建立了一定的集权，岛上最大的酋长的部落最大、领地最多。
其余的小酋长，则对大酋长类似于听调不听宣。
同时一些小酋长，也在大酋长的周围，担任类似的春夏秋冬四官的职务。
或者派遣人质，当然是小酋长的儿子，去大酋长周围服侍。
最开始遇到的那个要买枪的部落，是岛上大酋长的亲戚，不算远的旁支。
部落小酋长的儿子，论起来辈分，得管大酋长叫声堂叔。
小酋长的儿子自小就作为“人质”，在大酋长身边培养，目的肯定是为了团结自己家人，将来继承了小酋长之后也算是“宗亲”，而且是在大酋长身边长大的“宗亲”。
问题是这个小酋长的儿子，也不知道是脑子不好使啊，还是说作死作大了，亦或者说是野心膨胀。
在一次战斗中，小酋长的儿子战胜了敌人，并且把敌人抓到了大酋长的宗庙，亲自操刀去人祭家族战神。
结果就出矛盾了。
在孟松麓看来，这要是不出矛盾，反倒见鬼了。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
首先，你不是大酋长，你凭啥有资格祭祀？
再者，祭祀的是家族的战神，你是分支，不是大宗，分宗凭啥有资格祭祀家族战神？
最后，战神既是家族神、又是主神，你一做“臣子”的，去祭祀“王”的家族神和主神，你想干啥？
就这三点，这要是放在商周肯定，肯定是要掉脑袋的。
简直是把“反”字，写在脸上了。好在这里的礼法还没有那么凝重，这事爆发之后，小酋长之子就被定义为“四凶”，流放了。但这年轻人居然从流放地，自己跑回了自己的部落，两边的矛盾日益加剧。
大有“曲沃代翼”之趋势。
这就是一开始要问他们买枪的原因。
当然，这只是这一个岛上的情况。
整个群岛区，分成好几个大酋长，谁也不能做到一统“天下”。
孟松麓在仔细考察了两个月后，便做出了决定，支持靠近港口的这个部落。
因为船上的人这些天也没闲着，绕着群岛转了一圈，发现这里是唯一的天然良港，而且俩。
之后的过程，也就有些魔幻了。
确定支持之后，卸下了火枪和两门大炮。
留下的四十多人很快成为了小酋长之子的亲信。
再然后，孟松麓按照古礼，演练了这四十个人。
完全以“士见诸侯”的礼仪，进行操演。毕竟教岛上的人，比较麻烦。
应该说，效果显著。
这酋长学会的第一句文言文，就是在接受这些“士”参拜之后，学会的“今日方知人君之乐！”
把那六间草房，给拆了。
按照先秦礼仪，要按照《考工记》之要求，营造新城。
但考虑到生产力不足，所以只是在港口附近，按照礼制规矩，新盖了几间房子。
由孟铁柱和另一个瓦匠——当然在这里只能当瓦匠，实际上是建筑师，曾参与锡兰高浪埠要塞改造工程，不过在这里也只能是瓦匠了——担任冬官司空，分别任大司空、小司空。
然后小司空孟铁柱，负责经营“王田”，种植水稻、小麦、土豆、地瓜等。
待“宫殿”成，又兴磨坊。
不日，风起，作熟，乃迁“秋天之神”于“王宫”之右，翻译为“社稷”；乃迁“宗祠”于王宫之左。皆以礼制。
收割之日，王田所获颇丰。
于“王宫”后厨安置铁锅，炒了三五个菜，“王大悦”，祭社稷，孟松麓以儒礼主之，进退有据，其部落之“卡胡纳（祭司）”有不悦之色。
其酋王嫡子，呵斥卡胡纳。
不日，王薨，新王继位，杀卡胡纳三人为人祭，问对孟松麓“富国强兵”事，孟松麓献策数条，王曰善，乃行。
先是按照颜李学派的设想与先秦制度结合，遴选青壮三百为武士。
各武士得田一井，另拨帕帕瓦考（奴隶）十，固于井田，专行耕种。
三百武士，脱产，由夏官大司马——原大顺陆战队釜山驻军退役上尉——操演火枪阵法。
两门大炮，则由小司马掌握，炮手也是一起来的人，并不交给本地人。
又选良田数百，归为王田，以小司空孟铁柱指挥帕帕瓦考，垦田耕种，豢养牛羊。
经年，军阵初成，粮食大丰。
冬，祭战神，出征，大胜，瓦胡岛遂归一统，又欲一统“已知之天下”。
孟松麓对曰，不可急，当缓。
于是兴新城、定官制、模礼乐、封土地、营仓廪、广积粮、练新军、定刑罚。
又收山泽之利，山之檀香、水之珍珠，皆与大顺商船贸易，交易铁犁、牛马、铁锅、船帆、火药，并收大顺纸币为积存。
当然，这些改革，并不是中央集权封建君主专制的最终形态，而是掺杂了大量的原始社会残余的一种过渡形态。
这种掺杂了大量残余的过渡形态，会持续很长时间。
孟松麓在这里水土很服，因为他的那一套东西，本来也是依托在春秋战国的生产力水平、甚至更往前的水平上的空想。
毕竟，《周礼》好像没出现过一个关键的东西：耕牛。
政治进程的发展，不可能跳脱循序渐进的合理形态，从而一蹴而就的实现。
国家作为一个客观的形态，绝对不是从外部强加的一种力量，而是社会发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大顺的人到来之前，这里已经出现了层次分明的阶级，并已经有了国家的雏形。
这种地方，原始而脆弱的生产力、稀薄而浅显的文化，注定使得他们在“国家”的政权构件上，自觉或者不自觉的，模仿或者借鉴外部世界的政治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