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不是说这个问题是个陷阱，比如说正确回答应该是不修铁路之类，这当然不是。
不过这個错误回答，只是让皇帝内心嘀咕了一番，慨叹一下儿子还是太年轻、太幼稚。幼稚这玩意儿,和年龄关系不大。
而这背后折射出的，则是实学派和传统派的严重割裂。
问铁路，给出的回答，都是新学派的那一套东西，因为传统派根本不懂这玩意儿，之前也并未研究。但实学派的脑回路，相对于传统思维,又过于奇葩。
这种割裂的本质，是对社会的理解出现了巨大的分歧。或者说,对大顺的天下应该什么样、未来什么样，出现了巨大的分歧。
在皇帝看来，能真正把传统和新学结合起来的人，朝中真没几个。
而现有的这几个，皇帝也基本上不可能让他们去做太子党，不敢。
皇帝倒是也不怪太子，或者说也没有因为这一番话就会太子失望。
毕竟太子长在宫中，而这些年大顺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太子小的时候，传教士还能出入宫廷为官，教授一些实学学问。
等成年，就迎来了最严厉的禁教风潮。
太子第一次监国的时候，大顺还在和北方的罗刹、西北的准噶尔开战，那时候还要担忧东北地区的危险,考虑怎么防止一个拥有大平原、靠近朝鲜、挨着蒙东的潜力地区再出现一波新的反叛势力。
而现在,大顺的整个战略重心都移向了南方，舰队已经西出马六甲，大有再下西洋之势。
太子被立为太子的时候,大顺南北方之间的联系,还是靠大运河。京城的粮食，还需要南方的稻米沿着大运河北上，每年国内开支的重中之重，还是漕运、河工。
而现在，南北方的联系靠的是海运，实际上京城如今也不怎么吃江南米了，甚至于到底吃的是哪里的米、哪里的麦，自己都不清楚。甚至于京城已经产生了一种“大米和麦子就是粮店和粮库里长出来的、只要有银子就能要多少有多少”的错觉。
太子小时候读三国演义，读到木牛流马的时候，以为那是神话。
可现在，木牛流马不再是神话，人不食、马不嚼的车，已经出现。
这一切的变化，都在二三十年之内。
皇帝是从头经历到尾。还有一个改革助力是个“大忠臣”，既理解传统也精通实学。
饶是如此，一直到几年前松苏大阅，皇帝才真正确定了日后大顺李家该怎么办的路线,并且将这一套东西逐渐在头脑里琢磨成型。
皇帝也不可能要求太子直接就明白这一切的变化、理解这一切的变化，这是强人所难。
就像刘钰给皇帝说过的那样，刻舟求剑者并不笨；两个铁球同时落地的人也不笨。因为笨人是不可能总结出来落地的规律的,只是依照过去总结出来的规律，在过去有用，在现在未必就是对的。
现在的问题在于，无论是传统派，还是实学派，其大部分人，都是在刻舟求剑。
无非是传统派，刻的是过去的舟；实学派，刻的是松苏的舟。
刻过去舟的人，不能理解工商。
刻松苏舟的人，不能理解内地。
皇帝沉默了片刻，忽然问道：“吾儿以为，之前废运河、兴海运，于吾家而言，最重要的理由是什么？”
“儿臣以为……”
老调重弹般，将关于海运还是河运的道理，讲了一番，这都是争论了上百年的东西。
无非沿岸百姓之苦、漕米运输之疲、中途盘剥之重、携带私货之贼、借机敛财之吏、耗费千万之河等等、等等。
皇帝听完这些答案，却摇摇头。
“你需记得，历朝历代，一定要在能做事的时候做事。待到不得不做的时候，往往是做不成事的。是以，万万不要如兴国公说的那般，不戳不蹦跶。真到戳一下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蹦跶起来。”
“你说的这些，都不算是被逼着一戳一蹦跶的范畴。现在是这样、过去是这样、将来多半也是这样。历朝历代，有因为漕运之弊而亡国的吗？”
“蒙元末年，有谶曰：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你想过没有，如何继续走河运，一旦黄河溃堤决口，会如何？”
“漕运断绝，朝廷财税之半，堆积江南；漕米不足，京畿周边人心躁动；治水征发民夫，运河断绝粮食不足，或是发不出工钱；数百万人受困于河水，颗粒无收，物价飞涨，必要起事。”
“黄河决口，天灾也。”
“然而天灾一样，其后却不一样。”
“若朝廷有钱、有米、有粮，则可赈、可蠲、可募、可剿、可抚。”
“若朝廷无钱、无米、无粮，则饥民遍地、人心惶惶、烽烟四起、起事频传。”
“废运河，于吾家，将黄河决口之后的乱世可能降到最低，方为万般理由之首。”
“漕运之贪腐克扣之弊，隳不了宗庙。莫道石人一只眼，那是真要隳宗庙的。”
“以史为鉴，一国一姓之危亡，或源于夷狄、或源于百姓。然如今夷狄束手，只可能亡于百姓。”
“自古以来，河南不乱、荆楚不乱、则不过割据、流寇之势。若河南荆楚皆反，则社稷危矣！”
“吾儿所言，至张家口、至热河，兴工商、垦蒙地，此皆正途，但今日可做、明日可做、后日做也不晚。”
“以朕观之，这第一条路，必须要通河南、往荆楚。”
“京畿河北河南荆楚松苏不乱，其余最多不过割据流寇之势，不能成大事。”
“昔日孟子见梁惠王，于灾荒事，梁惠王如何说？”
太子连忙对道：“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
皇帝点点头，又道：“朕之前叫你读《盐铁论》，桑弘羊于此事，又是如何说的？”
“回父皇，大夫曰：王者塞天财，禁关市，执准守时，以轻重御民。丰年岁登，则储积以备乏绝；凶年恶岁，则行币物；流有余而调不足也。昔禹水汤旱，百姓匮乏，或相假以接衣食。禹以历山之金，汤以庄山之铜，铸币以赎其民，而天下称仁。往者财用不足，战士或不得禄，而山东被灾，齐、赵大饥，赖均输之畜，仓廪之积，战士以奉，饥民以赈。故均输之物，府库之财，非所以贾万民而专奉兵师之用，亦所以赈困乏而备水旱之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