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在大顺参战之前，他许诺的未来是如此的美妙，压倒了一切的质疑声。
但是，这一切在大顺参战之后，就扭转了。
按照这个“防复仇理论”，任何支持威廉·皮特战略的人，就必须做到“对中国、法国、西班牙这个三国，同时摧毁他们的任何海军再起的能力。”
做得到吗？
西班牙不提、法国不提，只谈大顺，怎么才能摧毁大顺如果战败之后的复仇？
其实倒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头绪。
只要能够做到攻克好望角的大顺要塞；夺取印度；屠灭锡兰的华人；占据南洋焚烧整个东南亚的柚木；占领台湾让大顺失去桧木；出兵占据山海关以北、朝鲜，使得大顺失去橡木；屠灭从广东到海参崴的数万里海岸线内所有的百姓；控制整个中国沿海地区的海面；摧毁天津、威海、旅顺的海军基地和造船厂……即可。
如果这些不能全部做到，那么实际上这个“防复仇理论”就是不成立的。
但就不说此时英国对中国做到防复仇，就算是法国，他也做不到。
当战争的狂热开始散去。
当三十万户买了以“茶税、棉布奢侈税”等为抵押的国债的百姓开始质疑他们是否能拿回本金的时候。
当金融街和西印度的商会发现再打下去损失越来越大的时候。
约翰·莫当特的这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对防复仇理论的质疑”，就是对威廉·皮特的致命一击。
约翰·莫当特会选择自杀，自杀的人会激起人们的同情。
约翰·莫当特绝不反思英国的扩张，而是要坚定地支持英国的扩张，甚至他可以假装支持威廉·皮特的防复仇理论。
在这种反向的节奏下，他不是质疑英国为了利益开战；而是在质疑，为什么威廉·皮特所领导的陆海军，无法做到摧毁中国的造船能力防止他们复仇？为什么威廉·皮特所领导的陆海军，不能歼灭大顺的海军舰队？
这种思路，也是符合此时欧洲的启蒙主义政治思维的。
此时欧洲的精英阶层，整体上都对党争深恶痛绝，启蒙主义不只是启蒙个人，也是对政治架构、未来国家的思考。
其实，此时的英国，并不存在一个近现代意义上的政党，不管是辉格党还是托利党，都不算是。
与其说是一个党，不如说更类似于东林党那样的一种组织：认同某种相似的价值观，但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实体。
一直到1778年，辉格党的上层精英组织了“布鲁克斯俱乐部”，英国才算是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政党。这个俱乐部的作用，实在议会之前，内部上层先达成统一，提前把利益分好，别到时候各说各话。
故而在此时，欧洲的精英阶层，都是对党争深恶痛绝的。
于是很多自诩为精英的上层，他们构想的政府，或者议会，应该是这样的：在决策定下来之前，我可以反对，用尽任何合法的办法反对；然而一旦做出了决策之后，我将放下我的宗派之争、党争属性，全力去把这件事做好。
因此，站在约翰·莫当特，这个自诩为坚定的、真正的、传统的、辉格党的角度，他所捍卫的某种臆想出来的未来的朝堂斗争的规则，使得他只能以这种方式来报复。
其逻辑是这样的：
既然威廉·皮特，已经被任命为国务大臣，总揽陆海军。那么，即便我反对你的政策，但我依旧需要执行。
国务大臣在陆海军政策上，是没有错的。只能是在他制定的政策上，他做不到，才是错。
好比说，在台下的时候，怎么喷都可以。
既然已经上台了，那么本身就有了法理，即便说你在上台时候的政策是要废除国王，那么既然你公开表示且被推上去了，那么废除国王这个事到底对不对已经不需要考虑的。
但你到了台上后，却没有废除国王，那么这才是你的错。
换到现在的情势，按照此时欧洲精英的“无党争、反宗派”理论。
威廉·皮特的政策本身，已经不存在对与错了，你不能攻击这个得到了授权的国务大臣的政策不对，或者说因为反对他的政策而让他滚蛋——这种，最多也就是不信任案，下台了事。
但是，如果逻辑是“他没有执行好他的政策，所以他才是犯了罪”。
那么，这件事的性质，就不是不信任、内阁倒台了。
而是和约翰·宾的事类似了：你约翰·宾是舰队司令，你的任务就是击败法军，既然没完成，那么你就是渎职，理应枪决。
同样的：你威廉·皮特总揽国务，你的任务就是把政府制定的——虽然是你制定的，但在法理上是政府制定的——政策，完成、且保证完成。那么，全面扩大战争且摧毁敌军复仇可能的任务，你没完成，甚至对大顺参战毫无预案、且没有提前摧毁大顺的海军力量，那么这就是渎职。
军事法庭不会因为将领战败而枪决将领，最多撤职。
这一点，算是任何有历史的国家的基本原则，至少在明面上，大部分被处决的将领，不是因为打败仗，而是各种引申责任——比如，前朝的熊廷弼，打了败仗和封疆失守，似乎是一回事，但要处决的时候，打了败仗和封疆失守，在法律上就是两个概念。
同样的，内阁也不会因为制定政策而被枪决，最多解散重组。
但是，如果把战败变成渎职，那么就是枪决。
同样的，把内阁政策失误，变为国务大臣执行政策不力甚至根本不执行，同样是渎职。
莫当特分的很清楚。
他不是要内阁倒台，让威廉·皮特下台这么简单。
他是要威廉·皮特死。
彻底瓦解《消费税法案》危机所引发的辉格党大分裂中分出来的“爱国者党”，摧毁“爱国者党”实际上的核心政治家族代表，即皮特家族与坦普尔家族。
从阶级的角度来看，这是托利党与保守辉格党所代表的大地主贵族，向城市工商业阶层和代表其利益的的新兴政治家族的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