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点小说 > 新顺1730 >第二五二章 鸩酒、解药(上)
    知道“科技的工业品”好,并且希望这些科技的工业品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这并不是懂工业化。

    就像是赵翼知道要修黄河、甚至激进到南北两条河道轮流清淤是好的,这也不代表他懂黄河问题。

    神说,光是好的,于是要有光。

    这种逻辑,并不是现实的逻辑。

    甚至于,其反现实的关键,就在于“是好的”和“得到这个好的”之间的过程,避而不谈。或者,浓缩成一个神迹,完全不考虑怎么得到。

    经书,大部分都是这样的逻辑。

    皇帝对刘钰所谓的“世界是物质”的这句话的理解,还停留在“人地矛盾继续激化亩产不提升粮食要不够吃”这件事上。

    或者说,最多理解到“就算三代复治、五帝重生、文武降临,哪怕大道既行夫子不必乘桴浮于海,依旧无法解决人口加增和粮食不够吃这件事”的程度。

    但皇帝并不理解,世界是物质的这句话,背后引申出的一系列关于社会、社会关系等等问题的思索。

    不过,终究,大顺的社会状态,大顺的皇帝还是可以理解一部分的。

    在谈到小农问题后,皇帝并没有继续深入小农问题,而是转而道:“但不管怎么说,货币改革之事,已是势在必行了。”

    “小农之困,原因颇多。或贪官污吏、或胥吏狂欢、或劳役加派、或商人压榨……种种,但小农之困的原因种种,货币事,也是其中之一。”

    “多有地方官员诉言,钱银兑换导致百姓困苦;更有收铜钱而换白银必要多收;还有火耗运银等等事。这些都对小农颇为不利。”

    “只是,货币若改……松苏等地的白银,外联欧罗巴、印度、乃至扶桑南大洋金银矿。若这些金银,流入内地,飙升地价、吞并耕地、甚至放贷于天下效以商控蒙故事……”

    皇帝摇了摇头,显然对这件事颇为担忧。

    以商控蒙,是当初北征罗刹、定准噶尔事后,刘钰给皇帝的献策。这些年过去,这么说吧,把蒙古全部的牛羊卖了,能不能还的起现在的债务,那都两说。

    而若行于民间,松苏的资本大量涌入内地,哪怕不买地,只是放贷,那都是叫人绝望的事。

    小农经济是脆弱的。

    大顺这种一些地方混到了人均三亩地的地方,更加脆弱。

    王荆公的青苗法,是不可能实行的。因为哪怕到了后世,大银行都不喜欢给小农放贷,因为放出去基本意味着坏账。而朝廷放贷,放给极为脆弱、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彻底破产的小农……更是白扯。而有能力不破产的……就这年月、就这破封建社会,都有能力不破产的,怎么可能需要经营借贷?

    英、法、荷等各国,都有一大堆的“债务监狱”,一大堆的“债务奴隶”。

    大顺难道真的修一堆债务监狱,靠“债务奴”的劳动,来抵偿?这种事办了,那就是天下沸反。

    所以,大明也好、大顺也罢,法定的最高年利息是百分之三十六,可民间九出十三归之类的把戏,根本禁不绝。

    即便不谈别的,只按照纯粹的、原教旨的资本主义金融业思路来考虑:借贷给小农的风险那么大,利息自然要高。风险越大,利息越高,这是标准的金融资本的市场逻辑。

    在“货币把其余神像挤下去,宣告自己才是唯一的真神”的情形下,松苏等先发地区的大商人,现对于内地的士绅,那就是离神更近的人、简直是新时代的“有形圣人”。

    而大顺虽然说还有一定的“士农工商”的社会意识。

    但实际上。

    别说大顺。

    就是满清时候,读书人跑到扬州去玩,都惊叹,扬州的秀才,得去巴结商人。有功名的见了大商人,也得说“我昨天去您府上拜谒您,可是您不在,您的管家告诉您了吗”这样的卑微语气。

    士农工商……说说罢了,穷的叮当响的佃农,难道真的能跟大商人说,我的社会地位比你高?说说罢了。

    皇帝担心的,一旦搞了货币改革,先发地区的优势,尤其是货币优势,会迅速造成内部小农经济的极大问题。

    但是,皇帝说的必须要改,也是有道理的。

    在先行的体系下,铜银兑换的问题,确确实实也是压在小农身上的一座山。

    甚至于,在满清打完鸦片战争后,铜银兑换问题,都可以直接影响对外贸易,以至于英国法国商人都发现了铜银兑换比导致的“洋布”销售额的巨大波动。

    小农,是拿不出白银的。

    收的铜钱,兑换成白银交税,这里面,商人吃一波兑换差、官员吃一波火耗、地方吃一波加派,使得小农在铜银兑换问题上极度脆弱。

    这件事,在北美,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英国要求北美交税用白银,而不能用纸币;纸币依旧可以在北美使用,只是纸币和白银的兑换走市场调节……这就直接导致了北美的手工业者加入抗英队伍。

    固然说,大顺的铜钱,不至于和北美的纸币一样。但既然交税、大额贸易等都要用白银,那么从货币属性上讲,铜钱和北美纸币的情况也多类似。无非也就是铜钱本身就是一种半贵金属,除却赋值货币外,还有个“铜”这个自身属性罢了。

    当然,皇帝现在说的货币改革,从历史上的改革来看,接近的是“火耗归公”。

    因为,“火耗”,不只是碎银子熔铸成白银,还有个收铜钱但要上交白银的问题。

    而“火耗”问题,解决思路有两个。

    一:加税,不让地方自行摊派,由中央增税,把摊派合法化,但规定具体的数额。

    二:解决“火耗”问题本身,如果没有火耗,那么不就解决了火耗问题了吗——当然,只是技术上的解决,这挡不住地方摊派、增税,但至少不会出现“火耗”这个名目了。地方上把火耗换个名目,从本质上讲,区别不大;但从技术名目上讲,确实没有火耗了。

    而大顺,当然只能从技术上解决火耗问题。

    因为,从本质上解决火耗问题,不考虑人性、吏治这些问题,也必须要大动干戈,彻底改变大顺王朝的税收支出逻辑,要解决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分配。

    而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即便不考虑,只说大顺改变税收和支出体系,地方用钱走国库,这件事,就是扯犊子,根本不可能全面完成。因为,按照理想化的大明大顺体系,地方实际上是基本没钱的,是基本啥也干不成的,而现实又要求他们必须得干一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