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点小说 > 新顺1730 >终章 九三年(廿五)
    这种抉择,并不只是大顺自己的事,而是一场关乎世界日后思潮走向的大事。

    不只是因为大顺现在的体量,内部一动,若有个三长两短,肯定会引发世界局势的巨大波动。

    更因为,从启蒙运动、重农学派等开始“东学西渐”以来,某种程度上说,大顺仍旧对那些“生产国”而非“商业国”,有着巨大的引领作用。

    不管是所谓的迷信的无神论;在欧洲算是非常激进的小块土地私有制;亦或者那种依托于空想的“天下为公”的传统的基于“人道”的空想……

    种种这些,对于欧洲的很多激进者而言,都是一条与众不同的、超脱于空洞的巴黎沙龙辞藻的可考察的道路。

    事实上,大顺这边,有不少欧洲人来求学、游历,并且仔细考察大顺这边的道路,并不断把这些东西带回欧洲,将之前的“东学西渐”,持续下去,并且影响力越发的大。

    正如此时,大顺这边的继续下去的改革,只要不往回退,但凡往前走,各个派别总能从刘玉那些乱七八糟东拼西凑的理论中找到依据一样。

    亦如刘玉生前自嘲的,说大顺在生产和消费上是马尔萨斯经济学、在生产力概念上是李斯特生产力、在对未来的构想上则是衍生出圣西门主义这样的一个三头缝合怪。

    这种缝合,产生的问题当然很多。

    比如说,被讽刺为生产和消费问题上的马尔萨斯经济学。

    在大顺内部,实质上也是有分歧的。毕竟,大顺不是英国,甚至不是日本那种封建贵族制,是以自然没有纯粹的马尔萨斯。

    总的来说,这种观点算是一种“消费不足论”。

    大顺国内的一部分人,当然是旧体系下的得益者,支持这种观点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是地主、贵族、军官等等,属于理论中那种“有效需求”。即,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厂,生产出来这么多东西,工人的工资肯定不可能全都买走,那这不得需要一批专业的、专门的“只消费、不生产、靠地租俸禄军饷、金融利息等消费的人”,否则这不是要出现“卖不出去”的危机?

    而另一部分人,他们倒不是旧体系的得益者,同样也持有这种观点。他们自己并不是地主、贵族、放贷者、金融食利者等等,但他们持有的这种类似的观点,则是另一种解释。

    粗略来讲,有点像是“逆练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

    逆练之前的大意,就是说:

    生产分为两个部分:简单再生产的生产循环——扩大再生产的生产循环。

    而世界呢,也被分为两瓣:资本主义因素——非资本主义因素。

    资本主义的基本的生产,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资本家和工人来完成的。

    然而,一旦扩大再生产出现,多余的价值在资本主义因素内完全无法消费掉,也即是说在资本主义因素内的资本家和工人,加在一起,都无法把这些东西都消费了。

    那么,就可以得出个结论:只有向非资本主义因素的地区可以承受扩大再生产的结果。

    这个,非资本主义因素的地区,未必是殖民地。当然肯定也包括殖民地。

    比如说,大顺内部的那些小农,农民,他们并未被卷入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中来。所以说,他们也是一种“超脱于资本主义因素之外的消费者,用于将在资本主义因素内完全无法消费掉的商品给消费掉”。

    殖民地就更不用提。

    当然,正练的话,卢森堡的意思是说,如果全世界都普遍工业化、普遍被卷入正式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当中。那么,也就不存在超脱于资本主义因素之外的消费者了,那么资本积累就没办法继续下去了,最后就要总危机。

    而逆练的话,恰就是大顺这边思想混乱的一个体现。

    那些不是地主、贵族、金融食利者、俸禄消费者的那群人,他们也支持这种不正统的、被刘玉讽刺为变种的马尔萨斯经济学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松苏地区的那些资本主义因素的工厂——当然,大顺这边并不用这种词,但基本上差球不多的玩意儿——要想实现资本积累,想要扩大再生产,必须向非资本主义地区扩张。诉诸暴力的对外扩张,亦即必须当帝国主义。

    而怎么向非资本主义地区扩张,则又出现了分歧。

    一部分人认为,既是说,必须得向非资本主义地区扩张,那么就对外扩张呗。或者说,以此来解释大顺之前对外扩张的必要性、以及一定要继续对外扩张,深入扩张。

    而另一部分则认为,既是说,必须得向非资本主义地区扩张。

    那么,对外当然没问题。

    而对内呢?

    内地的那些小农,农民,他们显然是游离在资本主义性质之外的,他们也能做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因素之外的消费者,以避免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消费不足”的人群。

    故而,是不是说,其实放开钞关子口等,让已经具备资本主义性质的先发地区,对内扩张,才是让工商业急需发展的必由之路呢?

    所以说,刘玉嘲讽大顺这边的歪经是缝合怪。

    因为缝合之后的效果,以及刘玉“传术不传道”的“先知”行径,使得即便说是“歪经”,那么怎么“注经”、“解经”、“释经”,都能五花八门,而且似乎怎么说好像都有道理。

    一个被刘玉嘲讽的“变种马尔萨斯经济学”。

    都能分出:“地主和食利者这种只消费不生产的人,是必要的,否则要炸”的一派;“必须要对外扩张,用那些没有大工厂生产制的地区消费商品,否则只靠内部体系内的工人和工场主买不下这么多东西”的帝国主义对外扩张派;以及“内地的那些人和海外殖民地的那些人在经济属性上没啥区别,都是发展工商业、资本积累、扩大再生产的必要的体系外消费者”的对内激进派。

    况于更复杂的东西?

    而这些复杂的东西里,让欧洲来游历和“取经”的学者们觉得最有趣的,就是“源于中国的重农学派”在中国完全不是显学,可以视作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潮导致的结果——因为重农抑商的传统,所以大顺这边反对重农主义,因为这俩“重农”,完全是反着的。

    故而,奇葩至极的情形就这样出现了:

    凡是真的来到大顺游历求学的欧洲学者、亦或者如拿破仑那种小时候就接触过大顺这边学者的人,对于重农主义和自然秩序,都深深怀疑,而且觉得大顺压根不是重农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