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是初夏，花大多都谢了，桃、李、杏都挂满了青色的果实。石榴花开得正艳，小石榴也露出了影子。
池子里的荷花开了，从一片翠绿中窜出一朵粉色的花来，迎风轻轻摇曳。几只红晴蜓在花间飞舞，不时落在荷花的苞上，在上面一动也不动。
王宵猎走到梧桐树下坐下来，静静地看着院子里的景色，静静沉思。
从《诗经》到汉乐府，诗歌里表现民间喜怒哀乐的内容越来越少，直至发展成为上层文人的一种文学体裁。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民间的诗歌艺术性在降低，也说明了上层社会越来越不重视。艺术降低有很多原因，如因为语言的演变，上层与下层隔阂越来越大，等等，上层不重视下层，才是让人忧心的。
就像一个家庭，父亲在外打拼，承担各种压力，为了生活拼博。回到家里以后，虽然也有其乐融融的画面，但也有对孩子的打骂。这个时候，母亲护住孩子，但是一句许也不说，是不行的。这相当于鼓励父亲，让基变本加厉。母亲保护孩子，除了把孩子护住之外，还要有对父亲的大声斥责。
民间诗歌，或者是其他的类似艺术形式，就是人民母亲对官府父亲的声音。这个声音，有时候是斥责，有时候是赞美。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斥责的声音尤其要注意。
中国的传统，往往把掌权者比喻为父亲，把人民比喻为孩子，把国比喻成家。一个家，不能只有父亲和孩子，还应该有母亲的声音。民歌、小调这些民间的娱乐，很多时候就是母亲的声音。
汉语里，国经常被称为国家。把国看作一个家，不应该只是用来规范人民，也要规范掌权者。
关于国和家的认识，中国和西方是不同的。这种不同，不只是仅仅是用词的不同，而是会影响到政治、社会的方方面面。把这些问题理清楚，更让人有清醒的政治认识。
人类文明，从大的方面来说，就是人如何认识自然、如何认识自身，从而正确对待、管理、应用的问题。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文人渐渐形成了一种思想，认为社会是单向进步的，后来的一定比原先的先进，西方的一定比东方的先进。这种思想是不对的。应该说，在那个时候，西方文明比东方文明选进。但在历史上，并不是这样。
从文明的进步来讲，西方的哲学并不是支撑西方科学进步的源头。反而是在科学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冲破哲学思想的束缚。如果抱着比较学习的态度，西方思想是应该有取舍的。
西方哲学与中国思想，并不是可以简单比较的。哲学和思想是两个概念，应该区别对待。
如果把人类思想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对自然的思考，一是对人类本身的思考，这两个部分也是不同步的。自然方面来讲，西方哲学并没有回答。而对西方哲学推崇备至的人，也主要是因为西方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
如果把文明认为是人类对自身的认识，那么西方哲学，在文明上面的成就大约相当于中国的唐宋时期。康德和黑格尔的地位，应该类比于中国的陆九渊和朱熹，类比老子和孔子就不合适了。所以黑格尔评论孔子，是不同层次的人强行点评人物，他理解不了孔子，评论也荒唐可笑。
所以说研究哲学，或者在中国研究思想，要走过时光的尽头，去看一看他们最开始的在哪里。砝码是人类制造出来认识世界的，研究世界的，所以用砝码做比喻比较合适。对于一个哲学家，或者思想家，都应该问一问，砝码有多重。标的重量与实际重量不相符，是砝码错了，还是标的错了。
西方哲学家，不管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他们的思想受上帝的制约。一直到现在，没有西方思想家能够冲破这种制约，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不管是赞成的还是反对的。如果一定要强行对比中国文明史，西方康德、黑格尔、孟德斯鸠、卢梭、笛卡尔等人可以类比唐宋诸儒，萨特可以类比王阳明。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大约如此。他们具体的思想或许不同，但其实有脉络可寻。
中国有五千年文明，五千年文明难道都活到狗身上去了？时间是文明认识的必要条件，想跳过没有那么简单。纵然有一两个超凡脱俗的人物出现，也覆盖不到普罗大众。因为你说什么，他们要么不懂，要么不想懂。
宋朝灭亡以后，中国在文明思想上实际是退步的。朱元璋虽然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之功，但在思想上，实际上更加继承元朝的统治者。到了清朝，就更加退步到成为世界的玩物了。
王宵猎曾经看过一部电视剧《雍正王朝》，记得雍正对谁说过一句话，大意是我是天下最厉害的读书人。这句话说得够狂妄，所以一直记得。雍正当然是是天下最厉害的读书人，说出来这句话，要么是雍正无知，要么是写电视剧定这句台词的人无知。读书人没那么廉价，雍正纵然是天下的书读遍，也没有资格说这句话。无非是一部分读书人出来做官，被雍正管，一部分不出来做官，不被雍正管。就是出来做官被雍正管的人，心里想的也未必就是做的。
中华文明到了清朝，实际已经到了谷底。如果清朝不被推翻怎么样？无非是一步一步后退，退到那些你现在鄙视的民族的样子罢了。
明朝时候中国出了王阳明，提出了心学。不过心学在中国并没有大行于世，反倒在是在岛国日本获得关注。因为日本人关注、推崇，所以某个中国领袖也就推崇。梁启超甚至提出，中国只有两个半圣人，就是孔子、王阳明和曾国藩。王阳明做圣人已是可笑，说曾国藩是半个圣人就是搞笑了。
梁启超的时代，中国成了列强的玩物，事事皆差，读书人失去理智，说一些不靠谱的话情有可原。其实何止是梁启超，有人提出要用拉丁文代替汉字，有人提出中国事事皆差，应该全部废掉学西方。就连鲁迅，也是以批判中国的国民性为业的。其实中国的国民性有什么问题？是统冶者太差罢了。
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批判者。他们说的话有的对，有的错，但是都是唤起民族觉醒的良药。正是有了他们，才能够唤醒更多的革命者。我们也不应当夸大这些批判者的作用，他们中的很多人，就仅是批判者罢了。
当时间过去近二百年，经过批判者、革命者、建设者的辛苦努力，我们终于有机会，也有条件重新审视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不同。在这种时候，不能够正确认识这一点，就显得有些不合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