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上写道：“地球是一个两极略为椭圆的球体，地球由于自转、公转，所以产生了昼夜。”学员对此非常怀疑。
有的学员就问：“如果地球是一个转动的球体，为什么转来转去，我还在原地呢？”有的说：“地球是椭圆的，我们华北大平原一马平川，也看不出地球是圆形。”……诸如此类问题，如果从理论到理论，会使学员更加迷茫。
为了让学员真正理解这个知识点，我就用模型、画图、举例子等方法并联系他们的生活经历，进行讲解。经过认真分析讲解，并组织大家讨论，这些大兵们真神，很快弄通了这些“玄”的东西。
我从中得到启示：要多联系他们的生活实际，结合模型直观教学，再结合他们丰富的阅历一一分析，效果很好。
这些大兵们的思维不同于小孩子的思维方式，他们在科学实践中最有发言权。开始大兵们不喜欢上自然课，后来变得很欢迎我来了，我在讲自然课时又讲点字、词、句方面的知识，引起了他们的学习兴趣。为了教好这门课，我花了许多时间来自制教具，常常把办公室搞成了模型展览室。
第九速成小学的体育器材，不如原来军大学院那么齐全，但单双杠、沙坑、木马等还是有的。当了教员，我仍然坚持晨练。我的身体从小就非常瘦弱、单挑，现在生活好，生活有规律，天天练习单双杠、木马、跑步，日子久了，双臂、胸肌、腰围也渐渐丰满起来，体重增到120多斤，过去那扁平、鸡肋似的胸脯，现在高高隆起，两团胸肌像少女的**，常引得学员发笑，有的羡慕地来摸我一下，或者抓一把，我也觉得好笑，我的身体真的健壮起来了。
为了丰富学员的文体活动，师部又调来几个女同志教音乐、搞文娱活动，组织大家唱歌、排练节目等。开初，学员在女同志面前十分腼腆，大男人还羞羞答答的，因为他们长期在清一色的“和尚”队伍里生活，从没有接触过异性啊！我们可敬的女同胞倒是大大方方地去纠正他们的动作。日子久子，也就没什么师生之别了，下了课，大家也相互取闹。
踢足球、打篮球是课外活动的主要项目。我们那位年青的副校长极活跃，他喜爱足球，自当教练，教大家怎么踢球、传球、带球、进攻、防御……一套一套。我也去学，后来竟对这玩意儿产生兴趣。踢足球能练长跑，又练技能、练耐力，培养勇猛顽强的精神，所以每次我都到场。
周副校长从中挑选了几十个学员，组成甲、乙、丙、丁队，轮流练习。
一到晚饭后，诺大个操场上，踢得灰沙冲天，喊声震耳。另一边篮球场上也是喧嚣正浓，加上排节目的、唱歌的，几乎把全校几百号人都调动起来了。管后勤工作的老王，都快四十岁了，也被女同志拉进了合唱队。丰富的文娱活动缓解了大家一天的紧张神经。
我的行政工作太忙，加上还要上课，后来调来一位女同志当我的“助手”。她叫黎明，天府辣妹子，原是文工团的，跳腻了舞就调来学校。开始是搞保管，以后兼教音乐与搞文娱活动，她比前面的几个女同胞更活泼外向，与学员在课余时间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别人有时和她开玩笑，她总是那一句：“你别跟老子来那一套！”后来我就叫她“格老子”，不喊名字了。有时搬东西，我就喊：“喂，格老子来搬东西哟。”她会马上来，也从不生气。如果叫她的次数多了，她会给你一拳，“你叫啥子嘛，叽叽喳喳的。”
她的办公桌与我的俩俩相对，日子一久，习性便熟，异性的吸引，就有了那种莫明其妙的感觉，但彼此心照不宣。
由于工作关系，我俩常去曲进城里（约一公里多路）采购教学用品，别人也未在意。晚饭后有时到营房外马路上 、铁路边随意而行，天南海北、个人身世、工作经历、大事小事，随意调侃，醉翁之意不在酒，彼此暗修栈道……。
有一天，在去城里购物的路上，她突然问我：“你喜欢我吗？”她两眼直楞楞地望着我，我愣了半天也没回过神来，她用肘碰了我一下，眼睛睁得大大地盯着我，期待着我的回答。
我无可奈何地说：“喜欢又怎样，还不是空喜一场。”
“只要你说‘喜欢’就行。”她又盯着我。
“噢，我当然喜欢你呀！”我兴奋地说。
她羞涩地笑了，一把拉过我的手，大步向前走。我又惊又喜，像傻瓜一样不知所措----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那时部队严禁营级（含营级）以下男干部谈恋爱，我们这种危险的情愫发展下去，必将受到纪律处分，无异于自找苦吃！
打那以后，我始终不敢再越界雷池一步，能疏远时尽量疏远，希望能采取“冷处理”的方法安抚她。但要躲避她那水汪汪的、充满少女灵气般的大眼睛就很难了。每当我们俩俩相对，坐在办公桌前时，我总是低着头，不敢看她那双火辣辣的大眼。
然而日日相处，办公、打饭、文娱活动，四目相对时，总会碰撞出火花来。有时我备课什么的，老低头写，也不抬头看她一眼，她就急了，说：“格老子装啥子洋蒜？”
你想安静自在一下，她却无事找事要你“帮忙”，变着法儿要和你说话儿。她要去买教学用品时，虽然工作量不大，但总是把我“骗”出去“走走”。如此这般，彼此之心，已埋下了危险的情钟，即使是古人柳下惠，也经不住她那少女般的纠缠，会不由自主地掉入情网……。在哪个特殊的年代，我只有把爱深深地埋在心窝里。
每天晚饭后，我喜欢去踢足球，她总在场外观战，一下了场，她就把热水打好了，还专门买了香皂递给我，站在身边殷勤地说：“洗干净点，洗干净点。”我的衣服常常是她拿出去洗，洗好后又不声不响地用报纸包着放在办公桌上，我拦也拦不住她。
有一年春节，我、黎明、王老师、杨三妹（杨三妹也是天府妹子，她正在和王老师暗中“私磨”着），坐马车去沾益城（二十华里）玩，我们两对都在照相馆照了相，似乎是“约定终生”，大家玩到擦黑才坐车返回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