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强大的国家为后盾，在国外投资做生意也会被别人吃的连骨头都不剩！
一般说来，大型数字程控交换机系统无法仿制，或者说仿制这一系统，所耗的人力比开发这一系统所耗人力还要多，原因是它是软件与硬件相结合的，通过软件控制硬件，软件和硬件之间的接口极其复杂，要弄清它，还不如重新设计它，因而大型数字程控交换机很难走引进、消化、吸收、仿制之路，而应走自主开发创新之路。
采用自主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巨龙通讯、大唐电信、中兴通讯和华为公司，最后打败了那些合资的数字程控交换机公司！
这都是前世发生的事情，重生者更不担心这些没有得到核心技术的数字程控交换机合资公司。
江城鲲鹏软件研究所在不久的将来，就能解决数字程控交换机所需要的操作系统和应用系统。
沪海曙光通讯技术公司和江城鲲鹏软件公司在十年左右时间就能在通讯芯片和手机操作系统上有所建树。
中央处理器和存储器就不是江城淘宝电器公司的人力所能为的。
五八年，德州仪器的基尔比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块集成电路；五九年，诺伊斯在仙童公司突破了集成电路的平面制作工艺，两人并称为集成电路的发明者。
德州仪器、仙童、Intel和AMD等大批芯片公司相继在五、六十年代成立，硅谷的雏形显露。
从五十年代开始，由苏联和民主德国提供技术援助，国家在京城酒仙桥地区建立了京城电子管厂、京城电机总厂、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下辖七零六、七零七、七一八、七五一、七九七、七九八厂）、京城有线电厂（七三八厂）、华北光电技术研究所，在沪海建立了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沪海元件五厂、沪海电子管厂和沪海无线电十四厂等企业。
六零年，成立了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和冀省半导体研究所。
七零年，建成投产京城东光电工厂（八七八厂）和沪海无线电十九厂，形成中国芯片产业中的“南北两强”
沪海和京城，成为中国电子工业的南北两大基地，初步搭建了中国半导体工业的“研发+生产”体系，这套体系最初能够紧追美国半导体发展的进程，得益于黄坤、谢曦德和王首武等一批从海外回到新中国的半导体人才，在这批老前辈的带领下，国内半导体行业保障了“两弹一星”等一批重大军事项目的电子和计算配套，为国内建立了一套横跨院所和高校的半导体人才培养体系。
七七年，首长邀请三十位科技界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座谈会，半导体专家王首武在会上发言，全国共有六百多家半导体生产工厂，其一年生产的集成电路总量，只相当于外国一家大型半导体工厂月产量的十分之一，与美日的半导体产业相比较，技术差距在十年以上。
国家部委于八六年提出“七五“期间我国集成电路技术“五三一“发展战略，即普及推广五微米芯片制造技术，开发三微米芯片制造技术，进行一微米芯片制造技术科技攻关。
九零年又提出九零八工程，投资二十亿元；九五年又提出九零九工程，投资一百亿元……
国家层面非常重视半导体产业的发展。
前世有半导体行业专家总结原因，由于芯片技术更新速度遵循摩尔定律，集成电路上可以容纳的晶体管数目在大约每经过十八个月便会增加一倍，国内半导体相关人才缺乏，无法吃透引进来的技术，并一针见血的指出，八、九十年代承担芯片研发重任的是六、七十年代大学毕业的中年技术骨干，知识结构没有跟上世界半导体发展的步伐。
芯片核心技术的竞争是半导体人才的竞争！
芯片的研发除了需要大量的半导体人才外，还需要庞大的资金投入！
八十年代初，投资一条四英寸晶圆生产线，购买设备和技术需要五千多万美元，如今再投资一条五英寸晶圆生产线，购买设备和技术需要一亿五千万美元，再投资一条六英寸晶圆生产线，购买设备和技术需要三亿美元。
前世，三星半导体公司八零年从美国引进全套五英寸晶圆生产线开始，连续投资，一共投资了十七亿美元，承担了高达五亿美元的早期巨额亏损，才建成具有竞争力的半导体产业。
国家八六年的外汇贮备只有二十亿七千二百万美元！
江城鲲鹏软件公司在中国银行的账户上还有九百万美元的存款，这是生产PengHanka1.0购买内存的备用资金，公司不敢乱花。
去年，李涛和刘芳带着公司的证件和五万美元进口内存的书面材料，到中国银行江城分行申请五万美元的外汇额度，被告知公司没有外汇额度。
孙健成立鹏城鲲鹏软件公司，除了看中华强北电子市场强大的配套能力外，还看中了鹏城特区如今独有的国内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
只要是鹏城特区的企业，搞出口创汇，就可以到外汇调剂中心去参加调剂，用汇单位也必须是鹏城特区企业，要严格审查，买卖双方可以到外汇调剂中心参加调剂，价格随行就市，双方协商决定，不搞统一价格，委托央行鹏城分行具体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