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是说晏殊在一次设宴，欧阳修即席赋《晏太尉西园贺雪歌》，其诗中曰：“主人与国共休戚，不惟喜悦将丰登。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
这就有些“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的意思了，说是晏殊因此事而与欧阳修不和，是以将欧阳修放之地方。
这一说法仅供参考，晏殊明升暗贬欧阳修，总是需要一个理由不是。就好像范仲淹到地方去，同样需要夏竦出来当恶人。
晏殊明升暗贬欧阳修，是为自保，何尝不是在保欧阳修，赵祯自然是明白晏殊的心思。
倒是蔡襄因此与晏殊生嫌隙，在九月上疏，说晏殊在写李宸妃的墓志，没有提及李宸妃为赵祯生母一事，赵祯便顺势罢免晏殊。当时刘娥主政，换谁也不敢说出真相。
晏殊在位，虽然算不上全力支持新政，但是遇上符合自身想法的新政，也会支持，并非无脑反对。所以，晏殊的去位，对于新政推行而言，其实是一件坏事。
支持或是不反对新政的人，一个个离开朝堂，这朝堂上，又开始变得好似一滩死水一样。
但是，那些没有资格上朝的年轻官员们，还是认为应该推行新政。这批人，在太学，在台谏，在六部衙门之中，是大宋权力体系的一个个分支节点，看似不重要，但同样能够将自己的声音传到上面来。
这个局面，一直到庆历四年十一月。
因为在这一月，进奏院“鬻故纸”案发，馆阁群彦被“一网打尽”。
还是先提背景。进奏院是朝廷中“故纸”较多的官署，每年春秋两季祭祀的时候，就用卖废纸的钱举办酒会，合署上下欢宴终日。
本案的主角苏舜钦想借此机会与馆阁同道聚会，同时自己“以十金助席，预会之客，亦醵金有差”，酒酣之余，“更召两军女伎”。
这件事情若是到此为止，虽然有可指摘之处，毕竟是经年的传统，最多就是罚俸再写个检讨啥的而已。
但是在宴席之中，这帮年轻人玩嗨了，有一个名叫王益柔的年轻人乘兴作《傲歌》，吟出惊世骇俗的“欹倒太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两句，然后有心之人便将诗句传抄出去。
这王益柔如此狂傲也是有资本的，他是前宰相王曙之子，还有一个与会者宋敏求，是前参知政事宋绶之子。
本来朝堂诸公想要严厉惩处，特别是贾昌朝等反对新政的人想要借此机会彻底终结新政。
只不过要罚就一起罚，总不能王益柔宋敏求等没事，只是喝了几杯酒的人被贬吧。这两个官宦子弟和他们弯弯绕绕地，总是能够牵扯上关系。
所谓刑不上大夫，仅仅因为醉酒赋诗的狂狷就重罚，恐怕朝堂就要被闹翻了。于是,朝堂上互相妥协，对主持者苏舜钦重加贬黜之后又留下可以申诉减免的话头，其他人也没有给予严厉处分。
狂狷若此，要说赵祯一点恼火都没有那是不可能的，关键是韩琦的一句话，“益柔狂语何足深计。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今西陲用兵，大事何限，一不为陛下论列，而同状攻一王益柔，此其意可见矣。”
饶是如此，进奏院“鬻故纸”案后，在年轻官员士子中，对新政的支持力度也减少许多。很多人第一次卷入政潮之中，瞬间成长起来，多长了一个心眼，明白有些东西自己不该掺和。
如此，庆历四年也一步步走到了末尾，和去年不同的是，赵昕在这一年中见证了庆历新政从巅峰到趋于瓦解。
如今两府之中，仅有杜衍及韩琦二人坚定支持新政，章德象和晏殊一样，该支持的支持，该反对的反对。大体而言，章德象这个首相还是比较宽容的。
剩下的贾昌朝与陈执中二人，反对新政的态度比较明显。
从人数上看，似乎还是占据半壁江山。事实上，庆历四年这最后几个月，所有人的心思都耗费在了党争上面，当年提出的改革措施，几乎没有一项得以持续推行下去。
虽然没有完全失败，却也只是挂着一个名号而已。
朝堂的事情，赵昕尽管目前无法影响，但是却不得不关注，关注所有人的言行，观察他们的心性，筛选日后可以为自己所用之人。
在赵昕的心中，何尝不是抱着庆历新政能够成功的心思，无论如何，有所改变也比啥也不干来得好。年初的时候，赵昕甚至一度认为这一次的新政哪怕最后失败，说不定能够坚持更长的时间。
可是，历史的大势与潮流，滚滚向前，将赵昕的一点小念头撞得粉碎。
相比较于庆历新政的一步步失败，赵昕自己的小事业却是办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
正如赵昕预料的那样，北宋百姓缺乏正规消息渠道，报纸的发行，无疑是大大缓解了这一现状，甫一发行，一万份便售卖一空。
最后，不得不一点点增加刊印的数量，从一万二，一万三，一直到一万五左右，报纸才有残余留下，在汴京没有卖完也不必担心，洛阳等地有的是消费市场。
路费也不必担心，承包出去后，别人会卖到一个不会亏本的价钱，听说是三十文还是二十五文。赵昕可不愿意承包这路费。
由此可见赵昕的定价是多么的便宜，一文钱，完全是赔本买卖，就算是一个普通老农都能够买得起。
但是想要将报纸真的卖到农村去，问题还有不少。最直接的问题，便是这个时代，农村大多数人都是文盲。
看不懂，自然也就不会买，城市里情况好一些，但识字率也堪忧，反正识字率绝对没有一半，这里的识字，仅仅是指能够认识并写下自己名字而已。
这还是汴京，放在地方，情况肯定更糟。整个大宋，绝大多数人的名字，都是以数字命名。比如后世的朱重八就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