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问题，使用庆历年号的这八年，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是宋夏战争的惨败，还是庆历增币的耻辱，亦或是庆历和议的苟合？
是范仲淹推行的改革，还是欧阳修的《朋党论》，亦或是欧阳修自己写的那篇《岳阳楼记》？
说实在的，这些和接下来发生的这件事相比，根本就是不值一提。和接下来发生的这件事相比，便是倒退几十年，哪怕是宋朝建立，也是不值一提。
因为这一件事，是黄河大改道！
注意，这是黄河改道，而不是说决口，黄河决口自唐末以来，短则三五年，长则十余年就会发生一次。但是黄河改道，自有记载以来，皆可数。
第一次黄河大改道发生在春秋，即公元前602年。黄河在河南滑县附近南移，经德州一带从章武（今沧州）入海。
第二次发生在公元11年，新朝（王莽所建立的朝代）年间，黄河再次于魏郡改道，由今东营市利津县入海。这次改道极为成功，几百年没有再决堤，千余年没有大改道。
第三次，便是1048年的这一次了，它在河南濮阳决口，分出了许多岔流，北流在天津一带入海，东流在山东无棣县一带入海。
其间王朝更迭，周秦汉晋隋唐宋，光是这些这些王朝都有七八个，所以说黄河改道比宋朝建立还要重要，一点也不过分。
相比较于前两次，这一次带来的影响空前，这是中华民族莫大的灾难，绵延千年。中华大地的水系因此而大变，无论多么惨烈的文字也无法描述此间变故。
从此之后，富庶多熟田的河北河南地区，大部分土地沦为荒土，黄河两岸无数百姓被淹没，北宋数十年积累，一朝用去半数。
从此之后，东西对抗的格局彻底转变为南北对抗。经济中心南移的趋势成为定局，北方经济一蹶不振，再无与南方抗衡的实力。
从此之后，北宋三帝仁宗，神宗，哲宗，花费无数钱粮治河，终是失败。黄河母亲心情好了往东，心情不好了就往北走，最后狠下心来，直接冲向南边，夺淮入海，甚至于通过大运河成为长江的一条支流。
黄河母亲稍微翻一翻身子，就会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更何况是这种大规模且频繁的改道，任何一个朝代，也无法治理住。
黄河改道，埋葬了北宋国运，冉冉上升的国运至此向下，后世虽有王安石变法，却不过是竭泽而渔，强行榨干国力罢了，呈现出来的，是虚假的繁荣。一旦兴奋剂过了，就是无尽的虚弱。
两宋之交，昏君庸臣，以水为兵，金兵没有挡住，却是把自己百姓给祸祸了，北方饥民以千万计，能够把一切吃空了。南宋朝廷不想承担这个责任，抛弃了自己的子民，抛弃了自己的土地，安于一方。南宋就不配当一个正统王朝，它抛弃了一切，自然，百姓也有抛弃它的一天。
莫道石人一只眼，搅动天下动乱。谁愿意当乞丐，当和尚，这不是逼不得已吗？当年被抛弃的人们，觉醒了，拿起自己的武器，终于打下了整个天地。
……
当人们痴迷于朝堂之上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时候，又有多少人知道，黄河改道了呢？在大自然的伟力面前，人的力量，显地如此微不足道，任你是秦皇汉武，在这股力量面前，也必须俯首称臣。任你有天大的抱负与胸怀，在这股力量面前，也必须低头。
很多人不知道，东汉光武帝文治武功，被绿林军派去河北的时候只身一人，却凭借一己之力在河北闯下偌大声名，自身便是方面之帅，堪比韩信白起。
为什么光武帝在统一全国之后，没有进一步收复西域，征服百越呢？便是因为国力空虚，加之当时黄河泛滥，不得不休养生息。最终还是在汉明帝时期以王景治水，稳住基本盘，国力稳定，才有了之后的班超定西域，窦固燕然勒石。
一个名将的背后，一定站着一个强大的国家，否则便只能够遭受屈辱。
就理政而言，赵祯能够将所有权力揽住，不算圣明之君，也并非庸主，他也想要收复灵武，擒灭西夏。可是，历史终究不是幻想。
这一天，六月十三日，终究还是来了，河决澶州商胡埽。
“埽”，即用秫秸修成的堤坝或护堤。当这个消息传来的时候，赵祯征伐西夏的心意没有动摇，他认为这一次不过是和景佑元年（1034年）的那场决口一样罢了。
景佑元年，黄河于澶州横陇埽决口，京东古道被废弃，改由横陇故道入海，二者相距不远，所以尽管同样带了不小的影响，在短短几年后也稳定了下来。水势自高而下，能够通行便足以。
可是，黄河流经黄土高原，人口的膨胀，导致黄土高原的草木被大量砍伐，兼之整体气候变冷，以前能够长树的地方只能够长草，涵养水土的能力大幅削弱。
总而言之，黄河裹挟着大量泥沙，奔流而下，这条新河道很快被覆盖，险情不是没有发生过，但是只能够不断加高堤坝而已，黄河在下游成为了地上河。
和赵祯的态度不一样，当得知黄河决于澶州商胡埽的时候，尘封在心底的恐怖记忆浮现在赵昕的脑海中。
一股无形的压力笼罩在心头，他明白在接下来几日，河北地区会传回怎样的恐怖消息来，简直就是无边的绝望。
此刻便是请下天神下凡，也未必能够说动黄河母亲回自己老家了，老母亲要自己找一个新家。
赵昕想要哭出声来，最终却发不出一点声音，不过是哽咽而已。屋外霖雨不绝，电闪雷鸣，一派灭世的景象，两行清泪流进嘴里，是无尽的苦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