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后期，军功爵、武功爵制度皆由轻滥而败坏。
至东汉，爵秩制度徒具形式，对服兵役者身份的限制失去了任何实际意义。征兵制对服役者的身体条件有明确规定。傅籍时身体羸弱或有残疾者称为“罢耀”，只服劳役，不服兵役。
傅籍的身高标准是六尺至六尺五寸以上，不足六尺者称为“小”，不得服兵役。
秦代兵役制度对仔户征兵的人数也有规定：《戍律》称:“同居母并行。”即每户中已傅男子不同时服兵役，至少须留一人在家中，以保证农业生产的进行。
上述各项规定仅适用平时，在战时尤其是遇“大役”或兵源不足的情况下，随时可能逾制征兵。
在兵农合一制度下，应征士兵除国家供应的一部分物资以外，还有自带的部分。由国家供应的部分包括武器装备和军粮。秦汉时代武器由国家统一管理，士兵入伍后由国家统一发放，退役时上交国家。
至于甲兵的授还有专门的条律规定；国家供应军粮称为“禀”，或称“禀军中”，依爵秩身份以及在军队中的地位高下，禀给的数量也有等差。
一般情况下国家“下调郡县转输粟菽刍蒿“，供应军队，但也时有“自费”军食的情况。
衣物的供应，除没有财产的奴隶、刑徒箕由国家统一供应，称“禀衣”之外，应征士兵都要自带钱物。军队往往设有“军市”供上兵买卖物品。
免役特权
秦代‘复除’特权主要限定于第五级爵位——大夫以上者，以及与之地位相当的各级官吏和隶广宗室”属籍”的皇室贵族。
这些人依其等级的高下，分别可以享有复其身、复其家、复其宗族及依附人口等特权。
此外，交纳粟、帛、资多者也可以复其。
汉代，随着统治阶级构成的复杂化，有关复除的规定及享有复除特权的对象也趋于复杂：宗室、王子侯的宗族皆列入“宗正”的“属籍”，永不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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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戚、功臣封侯者世世免役；全国官吏除最低级的小吏以外，都有爵位，凡爵在第九级“五大夫”以匕月俸在六百石以上者都免役；
低级官吏中县、乡的“三老”免役；
凡选举为孝弟力田、博士弟子及能通一经者皆得免役；
此外，还有特诏免其一年、两年、若干年乃至终身之役的情况；平民如不服役，可以出钱、物代役；如要免去“正卒”之役或战时征调的兵役，则必须买爵。
文帝时纳粟四千石买爵至五大夫即可免役;武帝时又规定纳奴婢、纳栗、纳钱可得补吏免役，并创“武功爵”，买爵至第七级“千夫”，与五大夫相等，可以免役。
至西汉后期，赐爵、卖爵免役制度的轻滥，导致兵源贵乏，已无法正常地征发兵役。随着募兵制的发展，常规的军功爵免役制度已失去了实际意义，而其他各项免役制度，也仅在临时性征兵时才起作用。
秦汉征兵制，是以户籍什伍制度直接控制下的个体小农为基础的。
武帝以后，个体小农大量破产，沦为流民、奴隶、依附民、租佃小农、雇佣劳动者，由国家直接控制的编户齐民大大减少，而豪强殷富之家则通过纳黄、纳粟、献奴婢等各种方式取得复除特权。
于是，正常的戍五番上制度已难以维持，征兵制逐渐衰落。
至东汉初，光武帝对兵役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儿乎完全废止r内地郡国期年番上的正卒、卫士、戍卒制度。
东汉一代虽偶有征兵于郡国之举，如灵帝中平末，广陵郡“若动椁鼓，可得二万人”；又，“县在边垂，旧制令户一人，具弓弩以备不虞”。
这类事例往往仅限于战时的临时性征兵，不为常制，而作为常制的征兵制则已经败坏了。
募兵制的推行
西汉初，徭役制中的“更卒”之役已出现募人代役的制度，凡不服役者须雇人代役，平价每月出钱二千，谓之“践史”。
募兵正式成为一种制度，始于汉武帝。武帝时，对外长期用兵，而征兵制无论从番上轮代的时间、人数，还是士兵的军事技术诸方面，均己不适用大规模战争的需要。
故自武帝以后迄于东汉，募兵制逐渐发展并取代了征兵制，成为兵士的主要来源。
西汉的募兵有各种名称，曰“勇敢士”、“应募罪人”、“奔命”、“亢健”、“应募”等等。
这些应募兵士多来源于无业流民、弛刑徒等无产者。
汉朝经常用这些士兵从事对外的重大战争。王莽时，又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名曰“豚突豨勇”，作为对匈奴战争的主要兵力。
东汉的户籍什伍制度已大大松弛，个体小农大量减少，征兵制难于继续推行，军队的兵源除了战时临时性征兵之外，主要靠募兵维持。东汉各地屯兵多来自招募。
例如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武陵五溪蛮反，东汉政府即暮十一郡“麝士”及弛刑徒四万余人前往镇压。
东汉不仅内郡兵招募，边郡戍卒也完全实行招募制。
例如，建武一十六年（公元50年）发遣内地实边的百姓，皆赐以“装钱”。实边赐钱制是西汉所没有的，是暮民戍守边地的一种制度。
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年）募士卒戍陇右，赐钱人三万，这标志着东汉募兵制全面取代了征兵制。
东汉政府招募士兵的费用，称为“赏募钱”或“赏真”，实际上相当于雇佣士卒的工资。
东汉少数民族往往也采用招募的办法。东汉少数民族兵称“夷兵”，是军队中的常员，战事结束后也不遣散，编在军队中领受“牢直”、“廉赐”，成为一种常备的雇佣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