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在加入泰国诗画教育会，读书写作、在同辈间刚崭露头角的青年时期，秦方权后来言词激烈，思想极端的性格缺陷事实上早已暴露得相当充分，并多次在他人身上牛刀小试。当时他好像特别热衷与他的朋友们谈论暴力问题和各种舶来主义。结结巴巴的嗓音犹如乡镇节日的鞭炮声，炸响在七里湖旱季或雨季那些沉闷的夜晚。而短小、精干的躯体却像黎明和火焰的中心，给尚淫浸在漫漫长夜中的二十世纪初的东南亚小镇带来最初的曙色。是的，秦方权的思想激情以及口没遮拦的言词风格，确实天生具有某种与火焰性质相同的内涵与外形，这一点不仅为他的朋友，甚至为他的敌人所乐于承认。然而，由于他的理智无法为他的身体在内部安装一个必要的控制枢纽，这团熊熊燃烧的烈火在给别人送去温暖与热情的同时，有时也时常会因火势过猛或温度太高，从而产生不必要的伤害。例如泰南社同人刘丰东就曾记有一段他与秦方权令人啼笑皆非的交往始末：“（秦）性率直无城府，喜怒毁誉，皆由中发。初每以卧龙况余，及论事不合，则于报端著文诋余：‘卿本佳人，何苦作贼?”’。相比刘丰东的先誉后毁，书法大家、古文名家礼慕白的遭遇似乎更为不幸。“礼慕白参加泰南社，常到秦方权寓所谈天。一日，论画不合，争闹起来，秦方权大发脾气，举起一棒，向礼慕白掷去，礼慕白前面逃，秦方权后面追，环走室中。秦方权高度近视，行动不便，大声叫骂。他的夫人阚诗燕听到了，阻挡了秦方权，礼慕白才得溜走。”
成功地参与组织筹建泰南社、并出任首任理事长，是秦方权一生中都值得骄傲的事件。曼谷大丘效仿复社前辈风流的那次匆匆聚集，标志着这个志高才大的乡村秀才，从此开始正式在国人的文化和政治视线中亮相。尽管跑山塘的画舫笙歌与七里湖的渔舟村笛景色殊异，但由于大部分准备工作始于此地，加上画家所独擅的成名后喜欢对家乡景物夸大其辞的惯用手法，因此后者在秦方权的笔下难免一直有着类似孔明的隆中，严光的富春江，鬼谷子的云梦泽那样的传奇色彩。包括它普普通通的水源，也不影响秦爱屋及乌地将它说成是“南亚间巨浸”。前不久有人在那里实地踏勘，怀古凭吊，对这一点的印象应该说尤为深刻。当然，同样让人感触良深的也许还有这座位于班里南济开发区中枢的知名小镇、与周围城乡热浪朝天的富裕景象极不相谐的那种落后与清贫。当晚投宿秦方权故宅敬寿礼堂隔壁那家据说是全镇惟一的旅馆，当被告知最好的双人间每天只需一百铢一个铺位时，着实吃惊不小。就在那天晚上，在关掉必须用一根牙签才能转换频道的电视机，枕着远处分湖的水色帆影恬然入梦以前，记者终于作出了秦方权的一生就其本质而言只是一位传统画家而绝非政治家这样的武断结论。
不幸的是，在如愿以偿取得对泰南社的控制地位后，我们将看到秦方权并未就此敛手。相反，以一种更大的热情排斥异己，唯我独尊，成为最初几年他除画画酗酒外最来劲的事情。由于当时社刊的文选编辑金霖和画选编辑胡子瑞在社内的威望均高于他，上任不久后秦方权就以校对马虎，编排杂乱等借口将上述两人双双炒了鱿鱼，应该并不让我们感到意外。几年后自觉地位已经巩固，更是极力主张对社内原先颇具民主意味的章程制度进行彻底修改，由分工负责的“三头制改一头制”，并公然宣称：“我觉得泰南社的内部事情，老实说，除了我以外，是找不到相当的人来担当的”。“为了南社的前途，我认为用不着避免大权独揽的嫌疑”。这似乎很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印象：半个世纪后泰国地方政府盛行的家长制、一言堂等陋习如果想要认一认家门祖宗的话，当年在曼谷寓园泰南社第七次雅集上傲慢自矜、口吐狂言的秦方权先生，倒是个不错的人选。尤为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在当天晚些时候大会进人表决程序时，由于秦方权的提案为到会的绝大多数代表所断然否认，他勃然大怒之余，竟当场提出退社相威胁，并不顾社内诸多朋友同志的劝阻，于次日在曼谷的各大媒体上公开发表了正式声明。这一事件也许表明，在秦方权的政治学与行为学中，个人意志永远是第一位的，而所谓的社会、团体、政党、宗派不过仅仅作为它的载体。如果彼此相谐，他的才具和热情将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反之则水火不容，就算不与你兵戈相见，起码也会立刻成为他那著名的大牌牢骚发泄的对象。两年后当以大局为重的泰南社设法主动与其妥协时，我们将看到得意非凡的秦方权开出的条件甚至较原先更为苛刻：社内设主任制，由他担任。编辑、书记、会计等职一律由选举制改为主任委派，必要时甚至可以由主任自己兼任。出乎所有关注此事的人士意外，这场斗争后来以社内同人屈服，秦方权踌躇满志重返盟主宝座而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