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本无官私之分，但自汉武帝实施盐铁官营之后，便有了从官府角度所谓的私盐。
中唐之后，私盐问题逐渐凸显，并成为以后历朝始终无法摆脱的难题，民众贩卖私盐之风愈演愈烈。
如唐末乱军贼首黄巢便曾贩私；宋朝时江西之虔州、福建之汀州“民多盗贩广南盐以射利”，两浙“盐价苦高，私贩者众，转为盗贼”；元末张士诚“以盐徒而盗据吴会，其小小兴贩，虽太平之世，未尝绝也”。
大明成立后，朱元璋厉行禁私之法，规定“担挑驮载者，杖一百充军”，因此民间大型贩私活动稍有收敛。
然而自宣德后，“盐禁稍宽，私贩者众”，如宣德十年行在户部奏：“两淮盐价低贱，客商中纳者少，皆因彼处军卫势豪之家，纵容厮役，阻坏盐法，私出兴贩，辄数百艘。挟持兵器，所至劫掠。”
正统元年朝廷委派行在刑部右侍郎何文渊、行在户部左侍郎王佐、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与言分别提督两淮、长芦、两浙盐课，也是因为“两淮、长芦、两浙盐运使司及各场盐课官吏，不遵成宪，肆志贪渎，纵容灶户私煎私货；及商客支给，掯勒百端。中间有名为巡捕而私自兴贩者，有假托权贵而自烧煎者，有诈冒客引而沿途鬻卖者；甚至据徒集船，排列兵器，恣行凶恶者。”
从这两例就可以看出，早在正统年间，全国范围内就已经广泛存在私盐问题，私盐的盛行已对朝廷的官盐销售体系构成威胁。
明廷虽然对私盐盛行很了解，但一直没有有效的对策。正统三年十二月，朝廷不得不命监察御史巡视两淮、两浙盐课，而之前“命御史尹镗往扬州府提督两淮盐课，久之召还，而私煎私贩及运司克剥之弊益甚。”
也缘于此，巡盐御史一职由朝廷临时委派逐渐成为常设官职，“依巡按例更代”。另外联系这两起朝廷委派官吏之例，可见朝廷于正统三年之前，至少已委派何文渊和尹镗先后提督两淮盐课，但一直没有解决问题，仍然需要继续加强监管力度。
据此高务实就可作出两种推测，一是两淮私盐已经堆积已久，非朝夕就能解决；二是前期派出的官员皆不能完成任务，其中也或有故意纵容私盐发展之嫌。
但是从史料来看，在吏治尚好的正统初年，多名御史连续违背朝廷意愿而故意徇私的可行性较小，所以第一种推测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两淮私盐问题的严重性和持久性，已经对朝廷财政税收构成严重威胁，并进而影响边防储备。于是朝廷也于正统十二年、景泰三年、成化三年一再申明私盐之禁，但是依旧未取得良好效果，私盐贩卖仍呈加剧态势。
特别是自成化二年盐法大坏之后，私盐多越境卖货，官盐益加不行，盐法废弛，弊出多端。根据高务实的查证，当时两淮盐区的私盐主要有两类。
其一为淮私，即直接从两淮盐区流出的私盐。这其中一部分是灶户将手中余盐私自出售给私商或盐枭，他们再冒官印而鬻卖。
当时朝廷虽然下余盐买补之例，但是偏远之处的灶户往往不为盐商青睐，很少乐意大老远跑去收，在这种情况下唯有售予私商或盐枭。
另一方面盐课征银的制度施行后，灶户上缴盐课须售盐换银，这就导致私煎私卖更为加剧。特别是遇灾之年，灶户往往“困于衣食，盗卖引盐以救急。”——看看这有点像什么？没错，就像一条鞭法被张居正强行在陕西等地推广之后，被迫卖粮交税的贫苦百姓。
但是高务实心里明白，灶户的私煎私卖，并非出自要与朝廷盐法故意对抗的目的，更多时候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因为他们贩私的规模小，每次交易数量不大，对盐法的冲击其实也不甚强烈，仅出现在沿海盐场和周围地区。
又如嘉靖二年，“有太监李昙往来淮扬间，舟携私盐鬻卖，巡盐巡检程景贵率逻卒搜得之。”此为内宦参与贩私一例。
此外，刚才曾提到的宣德十年行在户部奏章中，还有“军卫势豪之家，纵容厮役，阻坏盐法，私出兴贩，辄数百艘。”之说，此则为地方豪强和军卫贩私一例。
如此看来，淮盐私销的参与人员虽成分复杂，私盐来源亦多有不同，但都是于国法之外对朝廷盐政的对抗，性质最为严重，并且出现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这样的经济重地，对盐法冲击自然就更加剧烈了。
私盐的第二类则为邻私，即邻近盐区流入两淮盐区的私盐。相比于淮盐私销，邻私在数量和时间延续上都要远远胜出。
从地理位置看，两淮盐区位于大明中部，加之淮盐价格较之邻近盐区要高(因为行销地区富裕)，因此淮区四面皆受邻区私盐之侵灌。
高务实查得，早在景泰三年申明盐禁时，户部奏章即言：“迩岁以来，私盐盛行，而兴贩者多。官盐价轻，而中纳者少。且如广东海北二提举司行盐之地，迤北止于南雄。今乃至梅岭、羊角水等处而越至江西、湖广。河东、陕西运司行盐之地，迤南止于南阳。今乃至潼关、内乡等处而越至湖广襄阳。”
然而两淮盐区可不仅仅只受广东海北盐和河东盐的影响，在江西，自南安、赣州、吉安三府改行广盐之后，“广盐顺流而下，其势甚便，遂浸淫于袁、临、抚、瑞诸郡，明行者有限，私贩者无穷。”
在淮区西部的湖广，有“蜀之盐(四川井盐)，常私贩于荆襄各郡，盖蜀盐精美过淮盐，地近而省费，民情权贵贱而趋，奸徒走死地如鹜，虽厉禁之不能止。”
而在扬州运河一线，“北来各船，动多夹带私盐，而回空粮船为甚，舳舻百千，扬帆冲关。倘搜缉消息，持梃放火，群拥拒捕，莫可喝阻。”
所以，流入两淮的邻私不仅地域广，数量大，而且严重性不逊于枭私，已成泛滥之势，朝廷盐课亦因之而大受影响。
有多大的影响呢？以江西为例，高务实便查到卷宗：“先是，江西一省派行淮盐三十九万引，后赣州、南安、吉安三府改行广盐，唯南昌等九府仍行淮盐二十七万引。既而私贩盛行，轻舟疾桨，所在而集。
如袁州、临江、瑞州三府皆私食广盐；抚州、建昌、广信三府私食福盐(广信府为两浙行盐地，非淮区)。于是淮盐仅行十六万引。数年之间，国计大绌。
巡抚马森上疏极陈其害，请与峡江县建桥设关，禁遏广、福私盐之路，仍尽复淮盐原额。稍增至四十七万引。”
邻私侵灌淮区，既侵夺了朝廷盐税，又使淮盐难以畅销，而淮区又关乎九边储备，对朝廷来说显然是心腹之患。
朝廷虽然将部分淮区划与其它盐区，但往往是淮盐退一步则邻私愈加逼进。比如说在江西“无三府则一省俱壅，而全淮俱病。”故“三府不复，则淮盐终未能与广争。”
淮盐未能与广争的结果就是国计大绌，边饷得不到保证，国家安全因此大受威胁。若不是从高拱改革之后，朝廷多了港口的收入，这些年明军的换装都不可能进行。
但私盐如此猖獗，任其流毒岂是正理？高务实既然做了户部尚书，哪里容得下满眼全是泥沙！借南察之势，夺监盐之权，正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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