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大规模的君臣冲突既是政治事件，同时也构成一种君臣关系紧张的政治处境。阁臣位势重要，他们无从回避地要有所表态。在大规模的抗争活动后，是持续性地以直抗君，还是委曲从君，两种行为取向皆有其合理性预设，又皆有局限，这构成了阁臣政治处境的两难抉择。
在这种政治处境中，阁臣如刘健，取“直”，如李东阳诸人，则从“曲”。
完全的取直，高务实觉得并不甚佳，尤其他是知道大明朝政治走向的人，假设“将来”他也取“直”而致仕罢官，那么这个大明也就几乎是被宣布“抢救无效”了。因此高务实虽然亲手打造了“南疆退路”，但他从心理上是不希望启用这条退路那一天的。
那么，阁臣取委曲之道立朝，其政治实践的特征又如何？诸如“和缓”之类的形容词，只是对一种行事风格的简单化描述，结合李东阳、费宏与王锡爵在首辅任内的政治实践，高务实当年总结出三点行为特征。
其一即为顺从皇帝主张。李东阳在正德元年随刘健、谢迁一道要求皇帝诛杀用事宦官，正德元年八月至正德七年间，李东阳担任内阁首辅，在任期间与刘瑾有往来应酬之事。查《明武宗实录》可知，在刘瑾被定罪前，再未见李东阳弹劾宦官用事的奏疏。
费宏在嘉靖初年随杨廷和等阁臣与世宗争“大礼”，“署名公疏，未尝特谏”。费宏于嘉靖五年至嘉靖六年间，担任内阁首辅，充《献皇帝实录》总裁官。查《明世宗实录》，阁臣石珤在左顺门群臣“伏阙”哭谏事件后尚有持续议礼之疏，而嘉靖三年五月至嘉靖六年二月间，费宏再未公开非议世宗推崇本生父母之举。
王锡爵在万历二十一年被召还为首辅，此后一度支持朱翊钧提出的“三王并封”之议。朱翊钧以手札向王锡爵咨询“三王并封”之议是否可行，王锡爵对言：“以情以理言之，似乎无不可行者。”此后王锡爵又于奏疏中云：“若册立，乃陛下家事。”
这三人皆曾经以公开的方式赞成士大夫群体的抗争性意见，然而在“伏阙”、“封驳”等谏诤方式未能感动君心之际，李东阳与费宏从君留任，王锡爵复出任事，且皆在君臣冲突的焦点问题上有顺从皇帝之举。
其二则为反对同僚强谏。在嘉靖朝“大礼议”焦灼时，许多大臣因君臣关系不合而去位，左顺门事件使得士大夫群体受祸惨烈，凡此种种皆使费宏不免于怀疑群臣激烈抗争举措的有效性。
费宏说：“若无益于天下，而徒欲以直取名，以身尝难，且使毒流缙绅，如陈蕃、窦武，如李训、郑注，如丙寅仓促之举，则亦不能，且不敢也。”事实上，这个观点高务实很能理解，甚至他自己的观点与此也非常类似。
王锡爵自二次出任内阁首辅后，十分注意谏诤言行的策略性，在给同僚的书信中说：“窃恐快意一激，则诸公后路遂阻，以此先布私诚，再申密劝，少待外廷封驳之入，而后从中调护之。来教所谓以忠诚感动，以谋谟斡旋，先得我心矣。”
李东阳、费宏、王锡爵转而慎言君非，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政治价值观因强势君权而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异，如王锡爵争取使朱翊钧早定“国本”的初衷始终如一，其自明心迹云：“不肖发瓜州之后，以正月十四日入都，所急在储事。”
李东阳说：“窃惟人臣事君，固当竭死生之力，尤当谨进退之节。”
费宏虽主持重，然也说：“敦尚风节，以稍振士气，在盛世不可无人。”
以上言论其实都说明，李东阳诸人由亲自参与谏诤，转而反对同僚强谏，确有政治态度的变化，但这种转变尚且只是一种策略性的调整。
至于其三，则是积极救护因谏诤而获罪的官员。李东阳诸人在皇帝强势打压下，于谏诤策略有所调整，但委曲从君之际，又积极救护因君臣冲突而得罪的官员。“刘健、谢迁、刘大夏、杨一清及平江伯陈熊辈，几得危祸，皆赖东阳而解”。
王锡爵以荐举此前因建言而落职的官员为己任，“先是还朝之次日，已密与选君谋荐复诸君子之计”。
费宏虽迫于君势而对“大礼”采取较为审慎的政治态度，但这一思路却不能全然转移到与张璁诸人的关系经营上。“璁(张璁)、萼(桂萼)由郎署入翰林，骤至詹事，举朝恶其人，宏每示裁抑，璁、萼亦大怒”。
高务实通过对这些阁臣言行的分析，得出的结论便是李东阳诸人的行为取向特征即费宏所言“委曲将顺，乃克有济”的事君之道。
所谓“委曲将顺”，是指李东阳诸人虽赞同士大夫群体的意见，然在君臣冲突的情境中有许多无奈的权宜举措，具体表现为顺从皇帝主张，缓和谏诤姿态；
所谓“乃克有济”，其实便是“委曲将顺”的目的，所济为何？在时事，在天下关怀，难做一定之论，然而却肯定不是单纯的谀君之路。李东阳诸人行事尚有其原则底线，这从其不肯顺从君意追论谏臣之罪，即可看得很清楚。
在君臣冲突情境中，李东阳诸人以“委曲将顺”之道事君，在具体政治实践中调护时局，其退于君臣冲突之争执，而得从容救护与君争执之官员。
然而士大夫做出此类行为取向，终究以妥协为动作，且事涉个人荣宠，与传统政治文化中的节操、名利观念等相牵连，引发舆论毁誉不一。
在君臣冲突情境中，李东阳、费宏皆因皇帝挽留而不果行。王锡爵奉召入阁，其谏诤姿态相较于前任阁臣王家屏，大为缓和，且一度支持朱翊钧“三王并封”的提议，三人皆因“出”、“处”之节而饱受舆论批评。
事实上，舆论对李东阳诸人的评价毁誉参半。贬辞责其不能去位以明大臣气节，李东阳等人所焦虑者亦在气节；褒论着眼于其能留任以护持时局，李东阳诸人对自身行为合理性的诠释亦指向调和之事。
其实，对此类行为取向做何种评价，按照高务实一贯的二分论来看，还是要充分考虑传统政治文化纹理复杂的情况，避免极端于一方。
褒之过甚，则过分偏于事功，不免于无耻，而近于功利；贬之过甚，则纯然以节气为重，不免于激越，而流于迂阔。
正是传统政治文化提供了多种评判实践行为的合理性通路，它们相互融合、制约，最终映射为复杂政治生态中李东阳诸人这一类型的士大夫行为取向。
毕竟，因为这种行为取向的存在，使得帝制框架内的士大夫政治获得了必要的弹性，从这种意义上看，李东阳等人所为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
当然，也需要注意到李东阳诸人委曲事君，终究不免于放弃一些原则。阁臣若是这样做了，就失去了约束同官的底气。如焦芳者流一时势盛，李东阳其实也难辞其咎。
高务实之所以此前一直很在乎名声，珍视羽毛，也有这方面的原因。本来明代的阁臣就并非“真宰相”，若是一味以皇帝宠信而势压同僚，却并非以身作则使人无话可说，难免会有人阳奉阴违，甚至持续不断地涌现出反对者。
昔日严嵩不就是如此？世宗宠信最深之时，也一直都是倒严派存在。无非徐阶是暗地里的倒严派，高拱是明面上的倒严派(注：记得高拱用韩愈‘大鸡昂然来，小鸡悚而待’嘲讽严党聚会的话么？我记得前文中我写到过。)罢了，总之倒严派从来没有断过。
当然，如果非要让高务实做个选择，他一贯的看法还是‘刚也好，柔也罢，终归要看目的是否达到’。
只是，眼下王锡爵还没有经历群臣强谏而不成的挫折，因此个性明显强硬，对于张诚的“诚意”也谈不上重视，如此才有了这样的反应，直接用“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来回应。
眼看着张诚与王锡爵立刻就要谈崩，终究是申时行这位以八面玲珑著称的首辅更懂“弥缝”之道，恰到好处地插了一句话进来。
申元辅仿佛没察觉出任何一点火药味，微笑着道：“张公此来，若是带着郑皇贵妃的诚意，时行即为臣子，总是该听上一听的。”然后施施然伸手虚做一个“请”的姿势：“便请张公道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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