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于史载的秦朝货币是分为两等的，黄金是上币，以镒记；铜钱是下币，就是重如其文的“半两”钱。其实早在东周周景王时期(公元前524年)，单旗就提出了货币的子母相权理论，反对景王铸造大钱。
他所说的货币轻重实指的是货币对商品的不同比价，而非轻重本身。因而单旗的理论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个试图构建轻重货币体系的思想理论。它奠定中国传统社会时期的货币体系形成的前提，那就是稳定的货币体系就是有轻重两类的货币所构成。
先秦时期的货币，由于具有明显的独立性、割据性，无法形成统一的完整的货币体系。而秦汉时期形成的货币体系却较为稳定，维持了数百年。
但是这时期也发生了两次较大的改变。一是王莽的托古改制，导致货币制度的混乱；二是东汉末期主辅币的变化，黄金退出货币体系之外，货币结构开始缺失重要的一环，主币开始由实物货币来承担。
这个变化的原因，后世一般认为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低潮所致。而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也在探讨当中。这一货币结构的变化也预示着秦汉时期的金铜货币体系走向瓦解。中国商品经济的“第一个高峰”也开始走向低谷。
魏晋至唐中叶时期，在中国货币史上是一个较为混乱的时期。汪圣铎称之为“衰落与倒退”的时代。从货币体系的角度来考察，这一时期可谓是不正常的。
这300多年的动荡时期，虽然在中国历史上有着较为重要的地位，但是货币体系却走向了极不稳定的道路之上。
首先是货币种类出现了粮食和布帛等实物充斥其中；其次币制也混乱不堪，如大钱、劣币的盛行，币文也产生了许多名目。史载“入水不沉，随手破碎”；最后是货币体系的不断变动，公元221年，三国时期的魏国颁布法令正式停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币”。
金属货币为实物货币所替代，无疑是历史的倒退。虽然在后来动乱的历史时期内，铜钱的地位有所恢复，但是一直充当零星和民间交易的角色。而谷、帛与铜钱所构成的货币系统也不稳定，据史载，这一时期铁钱也在梁武帝时期开始铸造，甚至黄金和白银的使用也见于记载，足可见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
隋唐时期的货币，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趋向于稳定。隋朝恢复五铢钱的使用，到了唐初以年号为标志的铜钱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孔方兄也走向了它极盛的时期。
李埏先生曾经论证了唐代即使处于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也是“钱帛兼行”的时代。史载，唐玄宗开元22年(公元734年)：“自今以后，所在庄宅口马交易，并先用绢布、绫、罗、丝纬等，其余市价至一千以上，亦令钱物兼用，违者科罪。”
这就明确规定了绢帛等丝织品主要用于大额交易，便可知充当主币的是缣帛等实物货币。但从货币体系的层面来讲，实物货币代替金属货币，并不能弥补自东汉以来货币体系结构的缺失。而这种缺失反过来又对政治、经济和社会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后世有学者指出：“政府赋税政策的变化不能不说是‘钱荒’的直接导因，但是它更深的原因却在于封建社会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特殊性。
即在商品货币再分配的流通与集中过程中，大量的货币被地主、官员和商人储藏。唐宋时期，经济高速发展，出现了所谓的‘唐宋社会变革’”。
高务实基本同意这个观点，即自唐中叶以后，价值很高的土地开始进入了商品的市场之内，加之绢、茶、盐、铁等大宗物品的流通。显然实物货币的使用难以满足这种需求，而铜钱的铸造不但供应不足，而且这种货币的价值本来就不大。因此“钱荒”也就不难理解。
五代十国至宋初，以铜钱为主币，加之以铁、铅、锡等贱金属所构成的货币体系是难以适应日益发展的商品经济的，因而纸币的出现，绝非偶然。
虽然交子产生的直接原因是铁钱交易的不便，但从稳定货币体系的角度来看，即使没有纸币的加入，也会有价值较高的货币形态出现。
从这个角度而言，纸币和贱金属货币共同构成了新的货币体系。虽然元代使用了纯纸币结构，但是至明代中期以前货币体系的结构都是由纸币和贱金属制钱构成。
当然，自纸币产生伊始，历朝历代便为这种货币的通货问题或币制危机所困扰。曾有人指出，正是因为纸币的无节制的发行葬送了赵宋王朝。
金朝和元朝的通货危机，导致经济的崩溃，纸币的责任也难辞其咎。据推算，南宋160多年的统治时期，通货膨胀率达到34亿倍。金国时期，银与交钞的比价也上涨了6000万倍。元代，元末米价比元初上涨了六七万倍。
究其原因，虽然较为复杂，但是由于军事的压力以及传统社会特有的权力机制导致纸币发行制度和管理的不完善，加之纸币本身没有足额的准备金导致币值贬值严重，可能是极其重要的原因。
而高务实现在的思考则在于，大明朝这近二十年的开海，加上京华的崛起以及勋贵资本的加入，实际上已经使得白银即贵金属开始更加向统治阶级高层汇聚。换句话说……似乎可以考虑银本位下的新纸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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