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位，关于这个问题，我可以实话实说：这次战争的发起者与其说是京华公司，不如说正是北洋海贸同盟。
我相信以贵使的从政经验应该很清楚，朝廷勋贵(翻译为大明帝国世袭军事贵族)们联合发动的战争，即便是皇上得知消息，也一定会默许——更何况还轻松获胜了。”
阿尔弗雷多的消息是从佩德罗那里获悉的，闻言立刻朝佩德罗望去。后者略一回忆，立刻朝他微微点头，示意高孟男这话可以相信。
果阿总督特使阿尔弗雷多顿时感到事情出乎意料的棘手——在他的认知里面，“世袭军事贵族”意味着其家族长期掌握着不弱的军事力量，而且以欧洲的习惯而言，这种力量甚至还具备高度的独立性。
欧洲的军事贵族可不是大明勋贵集团这种，名义上几大军功勋贵家族通过五军都督府掌握全国军籍。实际上别说皇帝、内阁、兵部尚书个个都比他们大，甚至兵部戎政侍郎都能在他们面前一言九鼎，而他们的真实作用……主要就是挂个名。
欧洲的军事贵族可就大不相同了，此时欧洲大多数国家还在继续使用分封制，有一句名言叫做“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
这句话的意思大概就是：每一个君主(领主)只可以管辖自己的附庸，但是却无权去管辖自己附庸的附庸。由于土地是层层分封的，附庸也就只承认自己直接受封的人为自己封君，而与自己封君的封君则没有臣属关系。
这意味着封君封臣仅限于互相宣誓的两个个体之间，双方以宣誓为契约，约束了彼此之间的君臣、主从关系。
这又衍申出两方面的权责：一方面，封臣不尽义务则不得享受权利；另一方面，王侯超权索取，封臣也可以合理反抗。
于是这就使得欧洲的分封制出现双向权利义务，在契约意识之下，层级间相对独立。甚至即便是君臣之间，也极少会出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样的超级集权化控制。
其实不仅是欧洲，但凡君主集权没有到达极高程度的国家，一般来说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举个例子：战国时代末期的日本，本能寺之变前夕，石田三成是羽柴秀吉的家臣，而羽柴秀吉又是织田信忠(信长已将家督之位让给他)的家臣。那么按照当时的传统，织田信忠就没法直接指挥石田三成，因为石田三成只需要听从羽柴秀吉的命令。
总而言之，他们都具备相当高的独立性。而当这些具备很高独立性的“封臣”联合起来进行军事行动时，尤其是如方才高孟男所说的这种“几乎全部参与”的情况下，哪怕是他们的封君也不太可能反对。
高孟男的本意其实是“勋贵集体行动，皇帝考虑到面子上要河蟹，所以会默认”，谁知道阿尔弗雷多按照欧洲思维一理解，就变成了“军事贵族集团逼宫式的强硬行动，迫使皇帝不得不接受既定事实”。
不过这已经无须细究了，因为阿尔弗雷多已经相信高孟男“即便是皇上得知消息，也一定会默许”的说法。此时的他只能顺着这个思路考虑对策。
皇帝默许，那就表示大明帝国会承认这次行动的合法性。鉴于“吕宋王国”原是大明帝国的“属国”，也就意味着北洋海贸同盟的行为在法理上没有问题，于是自己再继续纠结法理便已经毫无意义了。
“真是让人遗憾……哦，阁下不要误会，我是指这样毫无节制的战争行为将会对马尼拉乃至整个吕宋王国的贸易环境带来十分不良的影响。”
阿尔弗雷多斟酌了一下措辞，继续道：“出于对贸易环境的关心，我想请问阁下，在菲律宾群岛的战争还会持续多久？”
高孟男摇头道：“贵使似乎有些健忘，我方才已经说过，吕宋的战争非是我权责所属，我既不知道也不方便对此做出任何表态亦或者预估。
另外，我总觉得你此来……关心的范围实在有些太大了，我作为暹罗王国首席顾问，只能就与暹罗王国相关的事务表达我的观点。
如果你希望了解的是京华公司在整个南洋乃至更广阔的海域、地区将有些什么行动，我建议你要么想办法与吾弟求真取得直接联系。”
“可是高务实阁下作为大明帝国的财政部长公务繁忙，不可能离京出海接见于我，而大明帝国又不允许我这样的人随意进入……这实在让我十分遗憾。”
这一点倒是真的，大明只在极个别的时候允许某些传教士进入，而这通常还需要有一定地位的官员作保。
相对来说，高务实在这件事上“权力”比较大，他经常为一些欧洲来的建筑师作保，让他们能深入内地了解中国建筑，并根据他的要求和国内的建筑匠师合作，设计一些中西合璧的建筑——比如日新楼就是这种产物。
高孟男如果愿意，其实也可以直接向高务实报告，然后以高务实的名义请阿尔弗雷多入境，但高孟男怀疑高务实可能并不愿意和此人废话。
“是有些舍近求远。”高孟男点点头，道：“那要不这样，我去黄都统处提请一下，看看她愿不愿意接见你们。”
阿尔弗雷多大喜过望：“您说的是黄芷汀女爵阁下吗？那真是太好了，非常感谢阁下的慷慨与仁慈。”
“不必客气。”高孟男和气地笑了笑，心中却暗道：哼哼，我那弟妹可就没我这么好说话。要不是求真压着，她这会儿早该踏平马六甲十次八次了……你去见她还能有好果子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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