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日本水军习惯了使用较小型的船只，而且他们目前还没有“巨舰大炮”主义思想，故认为全部换装京华制式的武装运输舰比较不划算，所以就提出了两款定制战舰的计划，希望京华能专门为其设计建造一批。
按照丰臣秀长提出的计划，丰臣家首先需要以安宅船大小为大致标准，请京华为其设计建造一批新式安宅船，主要的要求是在不降低其防御力和运载量的基础上明显提高航速。
第二个定制战舰当然就是新式关船了，要求则与新式安宅船相反，是在保持其航速的基础上强化防御力，最好还能提高一些运载量。
理论上而言，如果造舰技术达到一定的水准，这三个标准之间无非就是你强我就弱，你弱我就强，不存在维持一个或两个维度的前提下还能提高另一个维度。但问题是，日本的造舰技术此时颇为落后，安宅船和关船的技术水平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所以实际上京华是有能力为它们进行技术升级的。
这种技术升级甚至不需要京华花费太大的工夫，因为此刻大明除了京华之外，本身的造舰水平就几乎能够满足丰臣家提出的要求——当然这是指大明正规水师的军舰水平，而非指民间造船厂的产品，那个就太复杂，而且有些良莠不齐了。
事实上，即便不算京华或者海贸同盟，明朝水师的实力在此时的世界上也不算弱，以今年为标准(1590年)，综合作战能力大概可以列在前五以内。设计和造舰实力也不差，仅嘉靖到万历年间，只江浙一带，战船的型号就达到了二十一种之多，如果加上福建和两广，型号更是繁多。
从全球角度来看，随着火器的大量应用，海军战术也随之发生了重大改变，早些年俞大猷就适时提出过一个海战基本原则：“海战不过是以大船胜小船，以大铳胜小铳；以多船胜寡船，以多铳胜寡铳。”
由此可见，大明的海战很早就进入了近代模式。在嘉靖年间，明军的战船就已经有一半以上的战斗人员都使用火器，而到了万历年间，比例更是达到了七成以上，在全世界范围内都算是火器化程度非常高的了。
至于京华的两洋舰队全部火器化，那是另一回事，而且也是到了刺刀问世才达到的。原本京华两洋舰队就不推崇接弦登舰作战，但早年间考虑到这种情况可能还是偶尔会有，因此也配备过雁翎刀。后来有了刺刀，单独的雁翎刀就被取消了，所有舰队配备的火枪都是刺刀款。
此时大明水师的装备主要以福船为主，这是诞生于福建沿海的一种船型的统称，其底尖上阔，首尖尾宽两头翘。建材主要为福建的松、杉、樟、楠木，共有六种型号。
据《武备志》云：“用火器与浪漕间，起伏荡漾，未必能中贼。即使中矣，亦无几何，但可假次以吓敌人之心胆耳。所恃者有二：发射佛朗机。是惟不中，中则无船不粉，一也。以火球之类于船头，相遇之时，从高掷下，火发而贼船焚，二也。”由此可见明军水师相比日本水军来说，也具备船型大，干舷高，能冲撞等近战场合的明显优势。
这些大福船之中，一号称大福船，柁楼三重，底尖上阔，首尾高昂，能容百人“吃水太深，起止迟重”，机动性相对较差。二号称福船，较一号稍小，“合常用之”。
福船高大如楼，可容百人。底尖上阔，船首昂起张开，尾部高耸，吃水约3.5米，舰首备头炮1门、两侧装备千斤佛郎机6门、碗口铳3门，迅雷炮20门，喷筒60个，火铳10支，弩箭500支，火药弩10张，火箭300支，火砖100块，及冷兵器上千。乘员64人，水手9人，战士55人。
同样据《武备志》描述，这种巨船设楼三层于上．其傍皆护板，护以茅竹，竖立如垣，其帆桅二道。中有四层。下层装压舱石，第三臣放置淡水柜，第二层为士兵居住的地方。最上一层为露台，需从第三层的梯爬上，两旁用板翼作栏，人靠在上面作战，矢石火炮皆俯瞰而发。实为海战利器。
这里的楼层，与京华采用的西式说法不同，如京华所谓“二层甲板炮”指的是可以发射火炮的甲板有两层，是没有算甲板以下的。
这两类大福船的共同缺点是机动性能不好，“高大如城，非人力可驱，全仗顺风顺潮，而回翔有所不便，又其吃水深，惟利空阔大洋，在里海则易胶浅，须跟哨船接济”。（《续文献通考》）
福船后几种因为一般不用于远海作战，此处不必多说。总之前两种福船就完全可以满足日本之所需，京华唯一要做的就是稍微改动一下设计，让它们的航速得到提升。
这对于京华而言并不难，因为京华已经搞出木制战舰时代的飞剪船舰艏了，同时还有船底贴铜技术，提升航速完全在其技术水平之内。
现在唯一的问题只有一点，那就是丰臣家愿意出什么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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