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中的“人”字，是一眼就能看出其表达意思的，“可以直立并走动的”就是人。因此你在人字右边加一个木字，木是障碍物，所以“休”，停止走动了；你在人字右边加一个言字，那就是这个人去带话，就是“信”，口信的信。
所以，人是自由的，拥有自行决定行止的个体。
民则不然，民在甲骨文中是先画一个眼睛，由眼睛再衍申而出整体。郭沫若有一个著名的论断，认为“民”是“横目而带刺，盖盲其一目以为奴征，故古训言‘民者盲也’。”
郭沫若认为，在殷商时期，“民”字这个象形字就是用一个锥子刺瞎左眼，这样的人就是民，而民也就是奴隶。
但后来有些学者开始提出质疑，并且提出了新的说法，认为该象形字的意思，那个所谓的“锥子”其实指代的是“目光”，目光向下即为民。
什么叫目光向下？就是低着头看地面，指不敢抬头平视——当然，不敢平视的对象是指统治者，或者统治阶级。
于是这样一来就可以得出结论：“人”的地位高于“民”。
这不是随便说说，看看经常性的组词就知道，“仁人志士”、“人定胜天”、“敢为人先”等，都包含着强烈的褒义，而民字固然也有褒义的地方，但更多的却是如“贱民”、“草民”、“暴民”等这类贬义组词。
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古人取名的时候是很少使用“民”字的，这和红朝以后的取名风格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对比。
但也可能有人会问，那“李世民”怎么解释？他被取名的时候固然还不是秦王，更不是皇帝，可陇西李氏当时也是八柱国级别的门阀啊，为何就有了“民”字在他这个世家公子的名字里头？
那是因为李世民的“世民”绝非“世代为民”，它的本意是“经世济民”——济民啊，什么叫济？救济的济，其代表的意思是拯救万民。
正因为“人”与“民”在古代社会根本不是一回事，所以无论在《论语》还是先秦的其他文献中，“人”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人”指区别于万物的“人”，所有的“人”；狭义的“人”是指与“民”相对的“士”以上阶层的“贵族”。而“民”则是指除狭义的“人”以外的平民百姓。
古汉语中“诲”字从言，与“言语”有关，“教”从反“文”，与“武力”有关。孔子“诲”的对象是“人”，“诲”的内容是“知(智)”；“教”的对象是“民”，“教”的内容是“戎”与“战”。
到了大明朝，由于文官集团已经牢牢掌控了社会话语权，并且用各种民本思想来限制和约束皇权，故而对于“民”的归属，他们也出现了态度上的变化，有时候甚至有些精神分裂。
比如在说“教化万民”的时候，文人士大夫们是把自己排除在“民”以外的，认为自己高“民”一等，是教化者而非受教化者。
但如果牵涉到利益，尤其是与皇权冲突的利益时，文人士大夫们的态度就变了，认为自己是“民”——我连爵位都没有，官职也不能世袭，显然不属于“贵族”，那我凭什么不是“民”呢？
因为我就是民，所以你皇帝不能与我争利。这也正是历史上东林党认为收他们商税就是“与民争利”的基本思想来源。
至于你要问，那为何田赋又能收呢？嗯，因为田赋是历朝历代一直都要交的，是有历史的惯性的，而且他东林党本身又不需要交田赋，即便要交也交得极少，那当然没有问题。你要是跟东林党说以后官绅一体纳粮，你看东林党会有什么反应。
然而眼下摆在高务实面前的难题在于，东林党是利益集团的朝中代表，实学派难道就不是利益集团了？
显然不可能，实学派本身也逃不出利益集团这个窠臼。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当初以高拱为首的实学派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保皇党”性质，其利益在早期基本依附于皇权而形成。
在高拱时代，实学派依靠皇权取得官位、取得朝堂上的话语权，但经过郭朴、张四维时代，实学派已然逐渐做大，此时又怎么可能不考虑自身利益最大化呢？
这时候大家发现，要想利益最大化，有一个现成的门路，只要搭上这艘大船，利益就能确保——这艘大船就是京华。
依托高务实点石成金般的神奇力量，实学派官员逐渐进入“泛京华”体系，如果京华是一棵树的主干，那么他们就逐渐成为了枝和叶。
“师兄家中别院可有园丁？”高务实问道：“园丁剪除冗枝杂叶，是为了整棵树能够长得更加干高叶茂。”
吴兑眉头大皱，道：“那这些‘冗枝杂叶’你又打算如何处置呢？愚兄方才已经说过，你若弃而不用，只怕有的是人愿意收拢起来。”
高务实道：“岂能弃而不用？小弟不是也说了么，去掉冗枝杂叶是为了主干更高——师兄，我们在江南地区要和那些人见真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