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政治历来强调从自身做起，从身边事做起，所以多与个人品质紧紧连在一起，而自我批评则是其手段之一，其相关论述在《论语》和《孟子》中可以说是不胜枚举。
什么“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什么“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都是一样的道理。
但是，强调个人操守，那是心学派这个“道德实学”所擅长的主场，而高务实的实学，乃是治国理政之实学，他必须把话题控制在治国理政上头才算主场作战。
因此高务实不等王锡爵出招，便自己反客为主，先用一段讲个人操守的“圣人之言”升华到治国理政，提前把战场给转移了去。
这样一来，王锡爵要么就和高务实在治国理政的细节上和他直接过招，要么就得想法子再把战场转移回去——但高务实这种提前转移战场的行为，本就表明了高务实知道谈个人操守是他王阁老的预定手段，于是高部堂明确表示不打算接这个招：有本事我们就事论事，你别和我玩这套兜圈子的把戏。
于是王阁老就很烦了，在这种对方已经知道自己手段的情况下，还想把战场拉回来几乎不可能。正如万寿节之前申元辅所言，高务实绝对不是官场雏鸟，算起来这小子当了二十年官了，而且早就有“中枢经验”，绝对是站得高看得远的那一类。
因此，如果他王阁老继续把战场拉回个人操守，高部堂一定毫不犹豫又转回到治国理政，那这样一来，双方几乎就只能是鸡同鸭讲自说自话，到最后可能看似争得激烈，其实说完了之后就会发现，两个人实际上什么都没说。
什么都没说，就等于王锡爵失败了，因为高务实其实是先出招的一方——《革新驿站疏》就是他出的招。你王阁老没把《革新驿站疏》给喷掉，当然不可能算你赢了啊。
申元辅作为早年学霸，官场经验也足够丰富，自然一下子就看出了其中的门道，知道再这样继续下去，肯定辩不出个所以然来，必须得换个思路了。
眼下的问题是高务实不谈个人操守，他只谈治国理政，只肯就事论事。
申时行其实早就见识过高务实治国理政的本事——见识了不知道多少回了——和他谈治国理政，和他就事论事，这种仗实在不好打。
可惜这仗不打还不行，因为心学派不能让《革新驿站疏》里提到的那些做法在高务实的推动下顺利进行下去。
为什么啊？是《革新驿站疏》对心学派有很大的危害么？
那倒不是。本质上来说，高务实在《革新驿站疏》里提到的一些改制办法都是在自折羽翼，颇有一点割肉饲虎的意味，心学派方面反而没有多少损失——毕竟物流这一块原本就是京华系的强项，心学派背后的金主们在这个行当里涉足得很少。
但理论上来讲，海贸这一块所谓的与京华对抗，不如说是竞争，而且这种竞争基本上还是公平竞争——因为京华并没有恃强凌弱，仗着海上强大的武装实力不准江南海商去哪里哪里行商。
京华了不起也只是收了个保护费，并且这保护费也不是强行收的，你不交也行，只是在外海没有京华舰队的同行，也不准挂京华的书剑旗——那意味着遇到海盗你就自求多福了，所以实际上江南海商们绝大多数愿意交这笔钱。
但为何江南海商们还是把京华看做大敌呢？因为确实竞争不过。
首先，京华从造船水平到贸易规模，全方位碾压了江南海商；其次，在货物本身方面，京华很是拥有一批垄断性的商品不说，其在江南购货进行“外贸出口”的能力也不比江南海商差——因为京华一来物流占优，可以自己去运货，二来市场规模更大，销量方面更有保障。
换了你是一位大丝绸商人或者棉布商人，你也肯定乐意把货物给京华啊，省时省力不说，利润来得几乎是坐享其成。
既然如此，为何申时行还是要反对《革新驿站疏》呢？原因有二。
其一，京华自废武功，往自家物流能力上砍一刀，这事在申时行看来必然有诈。或者不说有诈吧，那至少是一定有其他后手。
什么后手？申时行左思右想，认为高务实不会真的一刀把自家物流砍废，因为京华的物流不是它京华独门独户做起来的，为京华“打下手”的人非常多，这些人的利益高务实不可能不管不顾。
那么，丢掉“革新驿站”里头的那些买卖之后，这股力量要怎么用起来？无非是继续扩大海贸，把这股物流力量加强到在江南地区收购各种货物之上。
这就要了命了，意味着江南财阀们的本地供应链都会受到京华系的强势挤压，双方可能在江南货物供应上打一场大决战。
京华的实力如何？反正申时行绝对不会小看半分，他宁可选择从朝廷层面狙击《革新驿站疏》，也不愿意看到京华在表面上的自废武功之下，却去心学派的江南老巢搅风搅雨。
因此申时行不得不开口了。
只见申元辅哈哈一笑，摆手道：“大司徒说‘前政即出，后政自当随行，否则瞻前顾后，恐怕反而错过时机’，诚哉斯言。不过大司徒近来诸事繁忙，恐怕还不知道锦衣卫日前刚从察哈尔传来的一个消息——这次的时机，怕是真的只好错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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