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申时行的麻烦不是本章此刻要说的重点，重点是王锡爵此刻的目标对象：漕工——也叫漕军。
成化七年后的大明，每年征收漕粮的工作由12万漕军来负责，这些漕军来自运河沿岸的124个卫所，漕军在工作上听从漕运总督衙门，但人事关系留在本卫原处。
这个制度一听就知道肯定有很大的问题，事实也是如此，各级漕运官员克扣军饷，奴役士兵情况普遍存在。比方说，如果运输过程中漕船因气候原因或搁浅漏水而导致粮饷的减少，则需要由漕军来承担百分之四十的责任。
漕军为了养活家庭，就通过各种方式赚取收益，结成了一个利益集团，以保障自己的生活。这里的“各种方式”，甚至包括走私贸易——盐也是其中之一，甚至还是主要走私品。
你看吧，事情又绕回了淮扬。淮扬是盐业聚集地，漕军或说“漕工集团”早就和淮扬大小盐商们达成了利益共同体，漕军需要盐商们供货，盐商们也需要漕军“免税分销”。
显然，在这种制度下，所谓漕军很快就失去了战斗力，变成普通的劳动组织，即所谓漕工。说他们毫无战斗力可不是胡乱冤枉，比如正德五年(1510年)，山东一伙反贼将停靠在济宁港的1552艘船只洗劫一空，而如此多漕船上的士兵居然毫无作为，任由反贼取走，哪有半点“兵”样？
这事件当然震惊了整个朝廷，山东道监察御史质问漕运衙门：“……但军至数万，总兵、参将统制，把总、指挥分领，未闻何官以勇死伤者！”这充分暴露了所谓漕军作为军队而言已经完全是名存实亡，他们彻底由漕军变成了漕工。
内陆运输本来就有很大的弊端，一是运河河道窄浅，经常面临水源不足的问题，尤其是初春暮秋时节，河道干涸，需要人工引水；二是刚才说过的，黄河经常决口，所携带的泥沙就流入运河中，疏通河道耗费巨大。
因此早在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礼部侍郎邱濬便提议重开海运。彼时，他详细讲明了海运的优势：“海运虽漂溺之患，但海舟每艘可载粮1000余石，相当河舟三倍，省牵卒之劳、驳浅之费、挨次之守。”
邱濬就是《大学衍义补》的作者，高务实当年陪高拱起复来京时就在读这本书，他认为邱濬是大明朝难得的经济学家之一。可惜他说得再有道理，当时朝廷仍然未曾采纳，只是嘉奖了他一番，大意是您老辛苦了，但是事情不太好办，以后再说吧。
到了嘉靖初年，内阁大臣桂萼提出恢复海运，“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浅，不畏风而忧礁”。此议论一出，很快就遭到了很多官员的反对，尤其是漕运总督衙门直呼祖宗之法不可变。
顺便提一句，桂萼才是真正的“一条鞭法之父”，是他头一个提出此法的。别的不说，夸桂萼是个“有见识的改革派”想必错不了。
再之后就是重开海运了。隆庆六年，由时任漕运总督王宗沐、都御史梁梦龙联名首倡(当然这是在受过暗示之后的动作)，内阁高拱、张居正立刻表示支持，户部在商议后同意试行海运，于是万历元年三月，第一批12万石粮饷顺利抵达天津港。
可是，随着高务实位晋户部尚书，这一美好局面很快就面临危险，甚至在不久之后开始陷入“灭顶之灾”的大危机之中。
高务实收拢财权之后新设两署十三司，对民间走私的打压也开始变得严厉起来——这个“民间”其实主要就是针对盐商集团。
盐商集团之所以强大，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有钱，而是因为盐商集团本质上是一个“权钱集团”，是官商勾结的利益集团。
在盐商的上游是以南直隶为主的勋贵、文官利益联盟，下游则是如漕工集团这样的分销组织，乃至于还有运河沿线各个地区的地方豪强参与其中。
如此庞大、强大的利益集团，正常来讲当然无人敢动，但高务实显然不在正常范畴。他本身也是官场老手，根本不去管什么官商勾结，上来直接针对走私进行打击，精准出手但绝不轻易牵连。
这样一来，既确保自己的行为绝对合法，又让盐商集团无论上游下游还是他们自己都感受到刻骨的疼痛。盐商集团利益共同体经过一年多近两年的忍耐，早就已经忍不住了，对高务实的怨气直冲霄汉，只欲除之而后快。
除掉高务实，这任务难度至少现在看来肯定过高了，但利用这种愤怒和怨恨搞点大新闻，王锡爵认为还是办得到的。
王锡爵本人就是南直隶出身的高官，他堂堂苏州首富的身家，那可不是家里种田就种得出来的。就算从自家利益来看，这件事也是非办不可，何况现在还能一石二鸟，公私两便。
高务实只是打击走私，官员、勋贵都不好直接出面说不行。地方豪强虽然整体来看影响力不弱，但联合起来发声却很困难，要搞事也不容易，真闹点什么立刻就会被逐个击破。
惟独漕工，作为朝廷的“军队”，一旦十几万人闹了起来，加上他们的家人、家族，那就是百万规模的巨大骚乱，稍有不慎就可能转变成一场暴动，朝廷绝不可能坐视不管。
那还说什么？动摇高务实在皇帝心目中的能臣地位、以后方不稳逼迫高务实从前线折返并让伐元功亏一篑，以此确保高务实不能统一实学派然后在政治上从此稳压心学派，现在就全看漕工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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