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高务实之所见，五军都督府的衰落有其必然性，纵然他站在后世人的立场来看，这种衰落趋势本身也是不可避免的，无非是时间早晚罢了。
秦汉以后的历朝历代并没有严格划分过武将和文官，统治者对大臣最为看中的其实是文武兼备，例如唐代甚至还有边帅立功后要入朝为相的惯例。在这种情况下，明代五军都督府权力的削弱和兵部地位的崛起，本来是不会出现任何问题的。
宋代以后，为了防止藩镇割据局面的出现，才有了明确的文官和武将的划分。但是，文官看待战争更多的是从政治的角度出发，武将看待战争则更多的是从军事的角度出发。然而在宋代文官的改造下，武将的培养单纯强调武勇而轻视谋略。
正是由于出现了这种情况，明代五军都督府权力的削弱和兵部地位的崛起，就会出现问题了。
像宋代文官那样从政治的角度看待战争的明代文官统领武将们作战时，往往会出现一种尴尬的现象：武将领兵快速投入战斗会被文官指责为轻敌冒进、好勇嗜杀；武将选择等待有利时机再出战，又会被文官指责为畏敌避战、养寇自保。
这样一来，武将就完全成了朝廷的战争机器，彻底失去了战争中的主动权。而如果统领武将的文官具有良好的军事素养那还好说，一旦文臣统帅像杨镐那样，等待明军的就只能是萨尔浒那样的惨败。
最糟糕的是，在没有高务实这个穿越者出现的原历史上，为了防止武将势力抬头，文官们还拒绝一切有助于提高武将地位的建议——即便这些建议的出发点其实是希望提高军队战斗力。
比如隆、万时期，戚继光和俞大猷都曾提出过整训明军的计划，结果其中的建议大半被文官否决(保留了很小一部分治标不治本的措施，如戚继光在蓟镇轮练各镇之兵多年)，大明从而错失了最后一次提升军队战斗力的良机。
当然更加严重的是，五军都督府的权力削弱和兵部地位的崛起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文官轻视武将、武将对文官阳奉阴违。这种情况下，文官和武将在战争中离心离德就成了一种必然，再配合上大明糟糕透顶的财政制度，结果就是像松锦大战那样的惨败在末期明军中不断上演。
正是由于五军都督府权力的削弱和兵部地位的崛起，明末才出现了国家军事形势由主要领军文官的军事素养决定的诡异局面。当卢象升、洪承畴、孙传庭等军事素养较高的文官在时，明末的军事形势看起来就很好，而当他们先后阵亡或被俘后，明末的军事形势就瞬间急转直下，并最终在不久之后灭亡。
一个国家如果经济烂透了，政治必然一塌糊涂，于是战争也肯定是“费拉不堪”。而如果经济强大，国家就算在战争决策、战争指挥中出现很大的问题，最糟糕也无非就像是带英打出布尔战争那种国际笑柄之战——场面虽然极度难看，但最终它还是能赢的。
这可不能拿“我大清”对列强几乎每战必败来做对比，说鞑清经济总量明明占优势为啥还是会输呢？
这个不具备可比性的原因在于，以上所说的“经济”不仅仅是指总量，还指经济结构的先进程度、经济能力的转化和利用率等方面。否则的话，那也不必说鞑清后期了，明末时大明的经济总量也一样吊打建奴不是？
扯远了，言归正传。总之，国家武力虽然是任何国家存在的必须基础，但文官政府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否则只能出现****，那无论对外还是对内都只会导致灾难。这个道理古人很早以前就懂：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所以，文官集团的权力大于武将集团在本质上没有问题，李如松这种强行要求和文官平起平坐才是有问题的。但是，文官直接不把武将当人看肯定是有问题的，权力的压制有正当性不代表人格压制也有正当性。
高务实现在面临的问题在于，既要在权力上确保对李如松的强势压制，又不应该让李如松觉得自己在人格上被侮辱了，这就很考验手腕。
至于为什么这件事很重要？当然是因为高务实要用这件事给大明的文武之争立下一个规矩、一个标杆。
后世之人常说“一流企业卖标准”，那么转换一下，高务实现在就认为“一流大臣定规矩”。
一道由高务实亲笔写就的奏报在当日下午被送出，朝京师而去。此奏名曰《题闪电湖之战告捷兼论文武于国家之当位》，后世则将称其为《论文武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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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之前的分章，二十称廿，三十称卅，四十称卌，这我是知道的。今天写到第五十一分章，忽然愣了，心说五十称什么？然后查了一下，似乎五十称“圩”，但单独查“圩”字却又没有说它有五十这个含义，想了想……没敢乱用。如果有读者朋友知道，还请留言指点，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