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应昌这个建议其实是秉持高务实的叮嘱，高务实早在战前就主张于朝鲜八道设官理事，屯田驻扎，以备稳妥。不过他的这个意见当时就有不少朝臣反对，认为如此做会让朝鲜觉得受到侵犯，不利于宗藩关系维系。另外还显得大明太过霸道贪婪，为了一些蝇头小利而失掉了上国气度。
高务实当时据理力争，表示这些措施不是因为贪婪，而是不如此则不足以保卫朝鲜，此举本质上是对朝鲜提供军事保护，而大明不可能也不应该花本国老百姓的钱去保护别国，因此朝鲜付出一些成本是理所当然。
不过即便如此，这件事当时也没谈妥，皇帝一边觉得大明是天下共主，为了一点粮食矿产抠抠搜搜显得没有格调，一边自己其实也不是个在财务上多么大方的人，要自己贴钱帮朝鲜守卫国土，着实又很不划算。因此皇帝当时便把事情搁置了下来。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次申时行反而站在了高务实之前的主张上，同意宋应昌此时的意见，这就有些奇怪了。
周咏此时道：“元辅，此事是否有使其拥兵自重之风险，甚或让人觉得大明有吞并朝鲜之意？且我大军长期独立于异国，着实令人不安。”
申时行笑道：“本兵多虑了，我观宋应昌、李如松等对皇上忠心耿耿，大军亲属也尽在国内，谁会叛乱？还有朝鲜在旁，辽东于北守卫，锦衣卫、东厂也在随时监视，本兵为何有此忧虑？”
这话不好反驳，毕竟宋应昌、李如松现在都算是实学派的人了，说把他们放在朝鲜有尾大不掉之嫌不要紧，因为这是从制度层面说话，但说他们有叛乱之心则不可，那意味着实学派内部有矛盾，因此周咏只能自称失言。
朱翊钧直到现在还是对高务实当初的提议略有异议，便道：“朕也认为此举似乎不妥，此事可另行商议，便先令宋应昌驻守朝鲜等待旨意吧。另外，倭国使者来京不必见朕，诸位爱卿代表内阁和兵部各自盘问，辨明真伪，然后上报朕知即可。”
周咏见此已是决议，朝鲜之战即将议和，便请暂停国内准备再次调集第二波次援军的计划。
吴兑现在只担心财政问题，立刻道：“此事自该如此，自伐元胜利以来，我九边各部均需做出相应调整，以应对西北方向的威胁，支持察哈尔地区的各卫重设计划。如今诸事繁杂，朝廷各处都要花钱，转移丁口民户也还有一系列问题，此时还在各处抽调兵力就更加叫人难以施为了。”
“好在”大明今年又遭灾了，迁徙民众一事反而可以放弃原先的计划，改为直接迁徙难民，对于强行迁徙而导致民众不满的压力反而降低到了极点。
只不过，民心方面的压力虽然小了，可是财政的压力却变得更大，因为原计划的迁徙是从北直隶迁徙，路途较近，途中和赶赴之后的粮食供应比较方便，损耗也小一些。
可是现在这么一来，由于灾民主要集中在河南、山东两省，不仅迁徙路程远了一倍不止，损耗必然加大，而且当地本来就是灾区，粮食供应困难，这就更进一步加重了朝廷的负担。
即便藩禁已开，朝廷可以省下不少钱粮出来，但也要考虑朝鲜、播州两面开战，戚继光还南下之后虽然漕军骚动已经平息，但大军在外尚不敢立刻撤回，同样也还是在消耗储粮。综合来看，今年先不说银钱压力大不大，至少粮食压力一定巨大。
吴兑对于经济的理解当然没有高务实那么透彻，目光也局限于大明国内，因此他简单计算一下就觉得棘手之极，因为正常来说粮食供应恐怕会有一个巨大的缺口。
朱翊钧也知道今年粮食压力不小，因此听完照准，道：“准奏，日本自不量力犯我藩国，图我大明，如今即便请降，朕也无比厌之。朕日理万机，倭使一事就请元辅及两位阁老安排。”申时行、吴兑、高务实上前领旨。
于是朱翊钧便请内阁向朝鲜发急递，令日本使臣携降表立刻启程进京。并令宋应昌领明军原地驻守，严密观察日军动向，防备日军突袭。周咏出宫后也向沈惟敬传信，告知其可领日本使臣即刻回京。
而在今日召见中罕见保持沉默的高务实却反而忙起来，南宁候府一夜之间发出数道飞鸽传书，飞往各个方向。
次日上午，仅朝鲜方向，宋应昌、李如松及京华商社朝鲜分社就各自收到了高务实的飞鸽传书，看完内容后，三方都同样吃了一惊。
而又过了两三日之后，远在定南的黄芷汀也接到了夫君的传书，看完之后立刻将高孟男召进了所谓的暹罗王宫，问道：“今年南疆产粮情况预计如何？去年的余粮尚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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