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历史上，李宗诚在釜山见到了两个福建人。这两个人一个叫萧鹤鸣，一个叫王三畏，都在日军内部供职，他们特地前来禀报大明使节一个可怕的消息。
萧鹤鸣和王三畏告诉李宗诚：秀吉并无乞和之心，打算派兵把两位使节抓起来，向大明索取贿赂，再次开战。他们甚至打听出了“秀七条”的详细条款，对李宗诚和盘托出。
秀吉的强硬态度在日本其实从来不算秘密，军中也传言已久，萧鹤鸣和王三畏知道这些不足为奇。只是不知道他们冒着偌大风险通报给明使，是出于爱国之心，还是希望立功赎罪，返回大明。
然而不论如此，萧、王带来的这个消息把李宗诚吓得肝胆俱裂。他作为勋贵，不过是个纨绔子弟，吟诗作对还能勉强应付，现在忽然要面对刀兵，心态顿时大变，自觉周围草木皆兵。
如此一来，日军的每一个细微举动，在李宗诚眼里都变得十分可疑，于是他在釜山惶惶不可终日，感觉随时会有凶悍的倭寇闯进营盘。经过仅仅一夜的煎熬，李宗诚做了一个十分愚蠢的决定：出逃。
一位勋贵出身、由皇帝亲自委派的堂堂大明使节，居然临阵脱逃了！这可真是外交史上的大笑话。那夜二更时分，李宗诚没有惊动杨亨方，而是偷偷叫了自己的几个亲信家丁，扛着包袱、戴好面纱，打扮成普通官吏的模样开溜。
他告诉守釜山城门的日本卫兵，说有紧急公文要送出去。这些日本卫兵居然也信以为真，就把城门打开，放他们出去了。
李宗诚离开釜山城，一路往着庆州方向，结果因为天黑而迷路了，歪打误撞到了蔚山。蔚山是加藤清正的防区，李宗诚没敢多加停留，连跑带跳地一头扎进附近的深山，然后……这厮又迷路了。
他足足转悠了三天，也饿了三天，好不容易碰朝鲜人的巡逻队，才算抵达庆州。而李宗诚离开以后，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才被日本人发觉。当时小西行长已经回日本了，釜山兵事由宗义智代理。宗义智一听正使跑了，当即大惊失色，连忙派了重兵团团围住杨方亨的住所。
杨方亨是武举出身，胆气可比李宗诚强多了，他听说正使逃了，倒是十分镇定，继续在强兵环伺之下睡大觉。
宗义智一看这位副使如此沉得住气，觉得情况有些怪异，便下令撤去守卫，自己亲自走进屋去，告诉杨方亨：“你家正使开溜了。”
宗义智闻言觉得好像有些道理，于是杨副使提了两条要求：第一，日本不得对使团动粗；第二，不要去追击李宗诚，没有意义。
宗义智都答应了，杨方亨便把使团的人都叫过来，说现在我是使团的最高长官，以后都听我指挥。他的沉稳让混乱的使团恢复了正常。
处理完这一切以后，杨方亨前往李宗诚的住所，发现这位正使走得实在匆忙，连最为重要的册封金印都还扔在屋里。杨方亨把金印捧在怀里，展示给周围的日本人看。宗义智看到印信还在，这才松了一口气，对杨方亨处变不惊的态度佩服不已。
不过以上只是其中一个版本，而在另外一个版本里，则是李宗诚在一次宴会上看到一位美女，于是当场上前调戏，结果发现那位美女是宗义智的老婆、小西行长的女儿，这一下可捅了大娄子，于是他才连夜潜逃。
不过这个说法可信度就太低了，只是民间喜欢这种香艳故事，故而颇为流行，甚至还有以此为题材的春宫图……呃，扯远了。
再说李宗诚逃回汉城，把萧鹤鸣和王三畏传出来的“秀七条”五一十地报告给了朝廷。万历听说以后，自然是勃然大怒，既恼李宗诚的丢人现眼，又恨日本人出尔反尔。于是李宗诚直接被锦衣卫逮捕下狱，押回北京慢慢审问。
“秀七条”的公布，在北京引起了轩然大波。明廷百官一片哗然，争相上本弹劾，请停封事。弹劾的最高潮，是右佥都御史曹学程的上本。
在这本奏折里，曹学程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时任兵部尚书石星和首辅赵志皋(非本书，指原历史)，把两位大臣骂得狗血淋头，要求他们负全责。
然而万历帝的反应出乎意料，他把曹学程下了狱，却禁止继续谈论这件事。万历帝这么做有三个原因，不过却与本书无关，就不多说了。
那么问题来了，这一次李宗诚却是怎么回事呢？他一到釜山就染疾，而且一病便是一个月，怎么如此凑巧？
当然不是凑巧，而是高务实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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