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李福南如今生死未卜，若是战死沙场还能全家抚恤，若其单骑逃归，也可能还念其血战而从轻论罪。您此举却是未见敌寇、未得军令而先行撤离，只怕无论如何难逃一死，请您务必谨慎，末将愿快马加鞭前往汉阳请令，必在倭寇到达全州前赶回来向军门复命。”
金钟一哪里肯听，他此刻只觉得多留一日都可能被倭寇围困，迟早都是一个死，不如先撤离全州，然后看看能否想办法联络朝廷之中的得力人士，来个花钱消灾，因此大喊道：“倭寇近在咫尺，任你如何疾驰往返，也断不可能赶在倭寇之前。为保全军将士性命，现在就必须立刻撤出全州！
我之所虑正是大势所趋，之后朝廷也必有军令让各地守军撤回汉阳。至于领相和都元帅那里，我自会向他们二位解释，你不必多言，立刻传令全军，撤回汉阳！”
全州百姓听说官军将要撤回汉阳，纷纷阻拦劝谏，苦求官军坚守全州。金钟一大怒，怒斥这些百姓根本不识大局，不知兵法，于是干脆传令全城，如有不想死于日军之手者便随他撤往汉阳，官军绝不会再坚守必将失陷的全州以便保存实力。
全州的官吏百姓为保身家性命，最终也只得紧急收拾行囊细软，跟随金钟一撤出全州，一路由官军护送撤往汉阳。
日军左右两路在分别攻克南原及黄石山后，果然同时向全州进发，十九日顺利占领全州空城。两路日军于全州会合后，先立刻向丰臣秀吉传报连环大捷，随后定下军计。
日军由毛利秀元、加藤清正、黑田长政各领一军共四万人，太田一吉、竹中重利为监军，北上攻取公州；长宗我部元亲、锅岛直茂、吉川广家、池田秀氏、中川秀成划归左路，负责肃清忠清道及全罗道北部。
这一次日军卷土重来，同壬辰年一样进展迅速，势如破竹，而且比壬辰年表现得更为残忍。日军遵照丰臣秀吉及前田利家之令，每到一处必屠杀乡民、割鼻代首作为打击朝鲜义兵的兵源基础，而工匠、儒生等则尽数收押，分批次押运回国。
全州军议过后，仅仅数日之内，忠清道便大半为日军所轻易占领，朝鲜王京汉阳所在的京畿道已岌岌可危。
南原、全州及全罗道、忠清道内各城的接连失守，使得朝鲜官军的防御部署几乎完全宣告失败。尤其是金钟一不战而撤出全州，等于将全罗道全部拱手让于日军，使得忠清道内各地纷纷献降，连迟滞日军攻势都未能做到，这给朝鲜朝廷带去的震撼不亚于地震。
不过，如果站在高务实的角度而言，这金钟一的做法却是妙不可言，它大大加速了朝鲜崩溃的进程，让高务实的计划得以加速。
不过此时高务实却一时顾不上朝鲜这些事了，因为朝廷内部出现了巨大的动荡，随之发生了内阁的剧烈变化。
然而看似平静的局面之下却有暗流涌动，东厂、锦衣卫派出得力人手，对于漕军骚乱一事的起因进行了追根溯源的查证，终于在吴逊(吴兑之子，京华宁波港负责人)的协助下查出一桩大案。
该案的历史背景要说起来那可真是说来话长，长话短说便是江南海商集团早和日本各路水军有深深的勾结(注：前文曾较为详细的说过明朝沿海海盗的来历，其中真倭部分大部分就是所谓的日本“水军”，即各路海盗，他们后来基本都被丰臣秀吉收编。)，大明开海之后这些人也没有完全和这些日本“水军”切割，而是继续想方设法做些见不得人的买卖。
鉴于京华两洋舰队迅速崛起，这些买卖早已从打家劫舍、骚扰沿海转变成了相对单纯的走私贸易。除了为避税而走私各种正常货物之外，生铁、硝石乃至制造甲胄的铁片、皮革等物，江南海商也照卖不误。
到了后来，由于京华对国内向其采购火炮、火枪一视同仁，江南海商还从京华手中购买了数量不少的轻重火器，而这些火器则有相当部分又被他们走私给了日本——无论是丰臣秀吉还是各路大名，大多数都从他们手中买过这些武器。
此次日军卷土重来，大多数水军都装备了或多或少的火炮，总体数量已经远远超过高务实从朱应桢处所了解的数量(即京师勋贵们此前偷卖的那部分)，就是从江南海商处获得。
除此之外，漕军骚乱这件要查证的正事也同样与他们脱不开干系，那日南京漕粮被劫案之所以出现了倭寇，便是由他们将之化整为零偷运至松江府，然后再想办法给他们提供了船只来作案的。
此事一出，由于事发松江，立刻牵连到了申时行和王锡爵。虽然证据显示申时行本人似乎不知此事，但他家在松江的一处庄园偏偏成了窝藏倭寇的一个落脚点。王锡爵就更麻烦了，虽然看起来同样没有直接证据证明王锡爵指使了什么，但后来提供给倭寇的船只之中有一半都是出自他家的产业。
出了如此大事，申时行和王锡爵都是心如死灰，两位阁老一日三上辞疏，数日之内两人加起来上了二十一道辞疏，最终同时获得朱批：“经年辅臣，治家不严，门风败坏，朕憾惜甚痛，皆准所请，着传驰遣归。”
一日之内，心学派两大巨头同时落马，如此动荡岂是儿戏？不过“逝者已矣”，此事更重要的却是后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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