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有趣，由于高务实的蝴蝶翅膀影响，此时的日本水军居然早了两百多年见识到世界海军的发展方向，尤其是海上武备的发展方向，只是限于日本的国力，他们最终没能随之做出正确的选择或改变。
其实别说日本，如果不是有高务实的出现，大明即便更早接触并曾经与西洋海军爆发海战，可是在原历史上大明水师的海战思维转向也谈不上多快，甚至给了后世不少人一个印象，就是大明水师思想保守，明明见识到了海军发展的方向却依然固执己见、不思进取。
其实这种想法是有问题的，明代是东西军事技术开始拉开差距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西学东渐比较兴盛的时代。嘉靖以降，倭寇、海盗、欧洲势力接连并持续侵扰大明，故而为应对海防需要，大明水师其实也经历了两次技术和战术的变革。
第一次就是嘉隆万时期，以引入佛郎机炮为中心；第二次是天启崇祯时期，以引入红衣大炮为中心，这两次变革也都为大明水师带来了相应的战术调整。
在第二次变革前，大明水师在海战战术的重要性次序仍是以火烧船“以船冲犁”最为重要，在海战以冲沉贼船为首功，而斩级擒俘则次之，至于以炮伤人、以炮毁船的情况则并不多见。
不过到了17世纪初，荷兰人因为在西方海军竞争中获胜而顺利东来，其船铳数量与威力比之葡萄牙船更多更大，几场冲突下来也使得大明认识了其性能特点，并且专以“红夷”大炮称之。
在海防问题最为严峻的东南沿海，大明水师迅速把红夷大炮应用于海防战船，并且突破大型火炮装备战船的数量限制，出现了专门化的“熕船”，同时衍生出舷侧炮技术，这就已经与欧洲船舶的炮击战术十分接近。
从崇祯年起，海盗和官军船只就开始装备多门红夷大炮。1633年明荷料罗湾海战，明军的大型战船分别装备16门、20门、36门大炮。
后来荷兰台湾长官汉斯·蒲陀曼有这样的记载：郑芝龙战船“按荷兰模式建造，庞大精致，装备精良的帆船及舰队，还在船上装配了一部分能被拖动、带有环栓、置于双层甲板的大炮”。
1635年，在剿灭刘香的战役中，郑芝龙的战船“每船可安置大铳二十四位，炮声一发，裂云穿浪，卒成馘阵之功”。
当然，彼时装备十几门、甚至多至三十六门红夷大炮的战船并不普遍。一则是红夷大炮重量很大，装备十几门甚至几十门炮，这对于战船的体量要求比较高；二则明代原有的发熕炮和红夷大炮在技术上是一种承接关系，因此明代战船上很可能是将红夷大炮和发熕炮混装。
除了数量增加以外，当时大明水师火炮的配套设备也逐步完善起来。最初装备的发熕或者红夷炮都是放在木架上，木架下面铺有泥、糠、稻草，以缓冲后坐力，但是随着大型火炮数量增多，大明水师也开始出现铳车、舷窗、炮孔、火炮甲板等，甚至也出现了双层火炮甲板的战船。
还有郑成功的水艍船火炮也采用分层设置，上施楼堞，绕以睥睨，面裹铁叶，外悬革帘，中凿风门，以施炮弩。
更有意思的是，双层火炮甲板技术不但应用于东南沿海地区，居然还深入到了内河。据《平吴录》记载，1674年吴三桂反叛，就建造了“中分三层，上中两层左右各安炮位三十六，下层左右各置桨二十四，其行甚速”的大型内河战舰。
随着火炮数量不断增加，炮击战术也逐步成熟。1627年8月，郑芝龙与俞咨皋部战于福州将军澳，郑芝虎使用斗头炮将明水师马胜船打穿，延着火药桶发火。
1628年6月，郑芝龙与俞咨皋再战于厦门，明军孙雄船被郑芝熊尾送炮打沉。崇祯八年，郑芝龙于广东田尾洋剿灭刘香，双方战船均有被炮击沉者多艘。
到了1661年5月，郑成功在台江海域与荷兰军舰展开海战，荷兰战船“赫克托号”首先爆炸沉没，随后中国大船紧靠“斯·格拉弗兰”号和“白鹭”号二号船的尾部，郑军士兵向敌船甲板和船舱上开炮射击，并且郑军还使用了火攻船。
此次战斗，以炮击船、以炮击人的作用已经变得非常突出，传统的火烧敌船也仍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过去最为常用的的跳船接舷战则再也没有出现。
再到1680年，清军收复海坛之战，万正色战船“炮火齐发，击沉贼船十六艘”。1683年澎湖海战，炮击战术变得更加重要，海上交战发铳为先，“焚寇之船莫如火，碎寇之船莫如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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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清军大小战船被炮打坏者甚多，而清军用舰炮击沉的郑氏大炮船也有八艘。
这个时期也发展出了舰炮对射的战术，据《台湾外纪》载“凡水战，彼此望见，即发斗头熕。将近，或发左边炮；转舵，发尾送炮，再发右边炮”——瞧瞧，这与当时欧洲战列舰侧舷齐射战术是不是已经高度一致？
不过，虽然炮击战术逐步成熟，但是以舰炮决胜负的情况在当时仍未出现。在一般的海战事例中，多样化的炮击、冲犁、火烧、跳船、肉搏等仍是常规战法。
即便是炮击战术应用最为广泛的澎湖海战中，清军用火桶火罐焚毁郑军大炮船十八只、大鸟船三十六只、赶缯船六十七只、洋船改战船五只，也远多于舰炮击沉的区区八只。
把清军放在一边不提，先看另一个问题：与当时欧洲相比，大明水师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在欧洲尤其是大西洋沿岸，15世纪最后几十年，伴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欧洲船舶出现了可以击沉敌船的舷侧重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