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两点：一是顾养谦信中点名批评了好几位朝鲜大臣，几乎各个派系都有，但却偏偏漏了李山海和以他为代表的北人党要员；
二是李昖本人对北人党有他自己的判断，那就是北人党的凝聚力不强，即便如今把李山海推出来,也不用太担心北人党一家独大，他们内部分裂的可能性相当高。
第一点是客观事实，李昖虽然不确定根源是什么，但大致能猜到一些，无非就是顾养谦或者说顾养谦身后那位大人物认为李山海倾向内附，有助于某些事情的推进。
第二点目前而言应该说是猜测成分居多,但李昖对自己的判断很有信心。这信心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他这么多年来居高临下观察和掌控朝鲜党争得来的结论。
朝鲜党争由来已久,不过太远的就没必要细论了，就说李昖这一朝。他这一朝的党争始于宣祖八年(注：我知道“宣祖八年”是后世的说法，但朝鲜的国王在世时应该怎么称呼年号我真没查到，读者诸君姑且将就一下吧。)，当时围绕吏曹铨郎一职，士林内部又开始分化，逐渐形成了以金孝元为首的后辈士林以及与沈义谦为首的前辈士林。
金孝元居住在汉阳城东的乾川坊，于是以金孝元为首的后辈士林被称为东人党，而沈义谦居住在西边的贞陵洞，因而以沈义谦为首的前辈士林被称之为西人党。
西人党多为李珥及曹植的门人，属于畿湖势力；东人党由李滉及徐敬德的再传弟子为核心的岭南势力构成。
宣祖八年，朝鲜政局发生了变动，东西两党对峙的局面最终形成。而正巧在壬辰倭乱发生前，“郑汝立谋反事件”和“辛卯年世子册封事件”又成为了东人党分化的契机。
郑汝立受李珥引荐进入朝堂，万历十二年(宣祖十七年)一月十六日，李珥去世。郑汝立由西人党逐渐向东人党靠拢。
郑汝立被推举为弘文修撰后曾“入对经筵，诋斥朴淳为奸邪魁首，李珥为误国小人，成浑党奸陈疏,欺罔君父”。朝鲜义州牧使徐益曾书“臣伏闻郑汝立于筵中进攻李珥，遂及朴淳、郑澈……此事他人可也，汝立不可也”，因为“汝立本李珥门下士也”。
换句话说，这郑汝立干了一件好比原历史上大明张居正时期出现的“门生弹劾恩师”事件，也就是刘台以《恳乞圣明节辅臣权势疏》弹劾张居正同样的性质。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郑汝立这件事影响更坏。
历史上刘台弹劾张居正，主要出发点是他认为张居正作为辅臣权力太大，作威作福，蔑视祖宗成法；郑汝立则几乎是人身攻击，直接开口骂恩师是小人，而且欺君罔上。这两者之间的性质显然还是有区别的。
由于朝鲜的政治体制几乎照搬大明，所官场风俗也类似，“欺师灭祖”那可是大逆不道之罪，性质等同于“谋反”。于是郑汝立毫无疑问就被罢官归乡，“而泼等相继伸救，每拟三司之望,上终不用，虽外官亦不落点,汝立忿恚愈甚”。
这几句话是说李泼等东人党人士虽为汝立发声,但郑汝立终究未能为官。归乡之后的郑汝立广泛结交各个阶层人士，创立了大同禊——咦，这个剧情是不是又有点像顾宪成罢官讲学而形成东林党？还真是世间从无新鲜事。
朴忠侃、李轴、韩应寅均为西人党，西人党抓住了“郑汝立谋反事件”向东人党施加压力。生员梁千会曾上疏发表“论郑贼与朝绅密交某某云，乃李泼、李洁、金宇颙、白惟让、郑彦信、崔永庆等也”的言论，结果崔永庆被诬陷而惨死狱中。
郑汝立谋反事件之后，西人党在郑澈的带领下势力达到极盛。日后在东人党的分化中，郑澈打压东人党的行为，以及崔永庆惨死之事，更是加速了东人党分化。
到了宣祖二十四年(万历十九年)，柳成龙与郑澈商议世子册立问题，当时李昖的大妃懿仁王后朴氏并无所出，李昖偏爱与仁嫔金氏所生的信城君。
此时，李山海的儿子李庆全收买了信诚君的舅舅金公谅。金公谅诬告郑澈扰乱后宫，陷害王子。信诚君之母金嫔为了保护信诚君，果断背叛了郑澈以及西人党。此后郑澈果真在经筵之中提议立世子，李昖顿时大怒，当面训斥郑澈，而彼时李山海对一切了若指掌。
以此为契机，东人党开始批判郑澈，同时为“郑汝立谋反事件”中被下狱致死的崔永庆伸冤。就这样，郑澈被罢职，先后被流放到明川、晋州、江界等地。再后来，就如何处置郑澈以及西人党的问题，东人党便分化了。
世子册封事件后，郑汝立谋反事件中崔永庆惨死狱中之事再次被提及，两件事叠加，最终导致东人党出现分化，形成了主张仅驱逐郑澈、肯定他党存在的南人党，以及主张将西人党全部驱逐、具有排他性的北人党。
由此，朝鲜历来的党争传统使得政治生态不断恶化，朝堂之事事无大小均会成为政党间彼此攻击的舞台。而随着壬辰倭乱爆发，国家外患滋生，可党争在朝堂之上并未停息，只不过此时党争的焦点转移到了宣祖“播迁”和渡辽“内附”的问题上。
两种关乎王朝命运走向的主张，与此时的党争纠缠在一起，盘根错节。这其中的争端过程前文已经说明，此处不再赘述，但需要补充一下三党态度之所以不同的根源所在。
当时局面危急，随着播迁地点不断变化和对内附事件的争论，一时间激起了各个党派的斗志。此时对于辽东内附事件争论的落脚点便在播迁地点的选择上，因为播迁地点以及播迁方向的选择，直接关系到宣祖是否有渡辽内附的可能性。
之前说过，最早提出去辽东内附建议的是李恒福，但当时李恒福属于无党派官员，他是直到光海君当政时期才逐渐成为西人党领袖的。而在临津江防御失败的消息传入朝堂后，渡辽内附问题再次被提及。
彼时廷臣皆言：“欲渡鸭绿，则一渡之后，无复可为。”显然对于内附还是心存抵触者居多，然而面对严峻的战争形势，李昖不得不迅速召集廷臣商议。
此时党派攻讦的焦点在播迁地点的选定上。播迁地点的选择与辽东内附关系密切，因为通往明朝辽东地区最近的便是义州地区，播迁义州，便代表廷臣对此举已无争论。李昖和各党重要人士对于播迁地点提出了如下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