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刘最在奏疏里曾提到的:“帑银属内府，虽计臣不得稽赢缩。”也就是说内府收支，哪怕是户部尚书这位“计臣”也不能完全了解实际账目到底多少，实际上的管理人员完全由宦官组成。
史载，内库置“掌印太监一员，近侍、佥书、太监十余员，掌司、写字、监工数十员”，
“掌大内库藏，凡金银及诸宝货总隶之。”
内帑的主要来源则是“金花银”。所谓“金花银”指的是明朝赋税改革后出现的特定名称的白银。
一般的说法认为，这玩意一开始是为了解决从南京迁往北京的文武官员俸禄支米在途中损耗的问题，于是有官员建议在江西、南京、浙江等地折米为绢布、白银等物，送到京城充当俸禄，这便是“金花银”之由来。
当时白银还不是明朝的法定货币，所以日常俸禄是支米折俸。后来改折漕粮，便用“金花银”作为俸禄发给在京武臣，其他多余的就全部纳入内承运库，成为了皇帝重要的收入来源。
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凭什么要让“江西、南京、浙江等地折米为绢布、白银等物”？以大明文官的“气概”，你皇帝平白无故拿了一笔农赋作为金花银，那是他们能答应的吗？当然不能啊。
事实上，这笔钱从法理上来说还真就归皇帝个人所有，因为这里所谓的“西、南京、浙江等地折米”并非出自一般的百姓田地，而是皇庄皇田。
现在知道为什么迁都北京之后的大明历代皇帝也在京师周边搞了越来越多的皇庄吧？没错，就是因为皇庄的“折米”可以变成金花银充入内帑，作为皇帝的私有财产。
不过这里又有问题，高务实当年说动了朱翊钧，让他把京师甚至整个北直隶一带的皇庄皇田通过分期付款的赎买方式逐渐放归民间了。这样一来，皇帝的内帑收入就减少了，现在的内帑金花银几乎全靠南直隶及其附近的老皇田——这些田没有变化。
没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两条：其一，南直隶一带不是实学派的主场，高务实暂时还没什么兴趣硬来，以免皇庄让出去之后没有回归百姓，反而全被南京勋贵和江浙财阀给占了；
其二，这里的皇庄大多是朱元璋那会儿就搞出来的，是皇帝真真正正的“祖产”，高务实一时半会儿也不想在各种层面到处“违背祖制”。
当然了，朱翊钧也并非完全就靠这笔“祖产”过日子，高务实也在商业层面给皇帝创收了。例如辽南盐场，这个盐场自从高务实在金复海盖兵备任上进行改制之后，皇帝就以盐场土地入了股，从此之后便躺在盐场上分红，经营则全交给高务实。
看起来是不是很吓人？不，其实这个数目很正常，因为要知道掌握七八成长芦盐场产出的蒲州张家一年收入可是三百余万两呢。
当然了，这里头有“专卖区”的问题，也就是说辽南盐场改制之前，全国各大区域都是有“专营”的，各有各的专营区。
辽南盐场之所以没有被朝野抵制，主要一点妥协就是答应了不去别家的专卖区售卖，因此辽南盐场一直是靠开辟新贸易区赚钱的——除了早就有的辽东之外，如今所有的女真各部、东蒙古地区、朝鲜以及日本等地都是辽南盐场的售卖地。
其实朝鲜、日本很早就能自己煮海制盐，可是这技术水平哪里比得上京华的卤水晒盐成本低、产量高？当然很快就被打得丢盔弃甲，被辽南盐场霸占主要市场份额了。
顺带提一句，在这之后朝鲜和日本都提高了“明盐”的关税，而这也是高务实非要降服他们不可的原因之一，同时也是高务实控制朝鲜朝廷而朱翊钧恍如未闻的理由之一。
你朝鲜居然敢侵害朕的内帑收益？不给你点颜色瞧瞧，你怕是不知道朕的染坊开得有多大！
当然，除了辽南盐场，高务实还在另外一些“合作项目”上也给皇帝奉上了一些分红，比起原先的北直隶皇庄来说，这笔生意皇帝肯定是划算的。
然而，朱翊钧还是会缺钱，因为前几年伐元胜利之后，高务实履行了他此前的一项承诺，由他名下的京华基建出资帮皇帝重修了三大殿。
然而高务实是只负责修房子的，装修这一块他不管——众所周知，如果不算土地价格，单单建筑成本其实并不高，真正“高档”的装修那才是无底洞。
现在三大殿修好了，装修当然必须得搞，而作为中兴大明的圣君，他万历天子哪怕为了纪念伐元成功也得把三大殿好好装修一下，必须得有天下至尊的气派才行。况且，既然装修了三大殿，那么后宫——包括慈庆宫、慈宁宫，是不是也得搞一搞？
没钱怎么搞？所以必须要搞钱——搞钱最快的，似乎看起来就是海贸啊……当年下西洋的船队就是皇帝自己搞的，现在天家也自己搞个船队这不过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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