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新出征之前和朕有过议论，是关于此战究竟何时作罢。”朱翊钧环顾五位阁老一眼，道：“日新的意思是，我们不能止步于将倭寇赶回去，还得一劳永逸，彻底降服倭国，因此他当时便提出要跨海远征倭国本土。对于此事，诸位有何高论？”
王家屏见其他四位阁僚都没有抢先发言的意思，便开口道：“方才内阁之中有数十名官员来见，正好便对此事有过争议。不少官员都认为战事当罢，而大军应该早日撤回，以免开销浩繁，徒耗国力。
尤其是，群臣对江南五省的商税加征颇有怨言，不少人言辞夸张，语气激烈。臣恐朝廷若不但不肯罢兵，反而继续出征倭国，会让这些官员大失所望，难免出言不逊……”
朱翊钧也不知道是天性使然还是太受高务实影响了，他最烦的情况之一就是一些人搜肠刮肚找出各种理由来不肯交税。
高务实在过去的各种疏文中早已将税收的重要性强调了无数次，朱翊钧对他的观点一向是非常认可的。
不过，高务实另外有一句现在已经传得非常广的话，就是“税者，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这句话现在已经得到广泛认可。
因此，由于朝鲜内附而需要驻军，亦或者进一步还要进攻日本本土而不能从朝鲜撤军，这两件事都需要对江南加征的“百三商税”来支持，那么也就必须面临一个质问：这笔钱算不算“用之于民”。
换言之，怎么解释这样的做法不是好大喜功，而是确有所需。更直白一点说，这么做对于“民”而言，是否有好处、是否有足够大的好处？
高务实此前和皇帝有过交流，但当时君臣二人主要谈论的方向只是朝鲜，而较少涉及到日本。对于朝鲜内附问题，彼时二人谈论的关键有两点，一是朝鲜半岛在中原王朝的战略层面——或者用后世的话来说叫做“地缘政治”层面——的意义；二则是经济层面的意义。
在地缘政治层面，高务实说服朱翊钧的理由是：朝鲜半岛是稳定东北的重要基石。
按照高务实的分析，从秦朝统一中原以来，但凡大一统时代，都必须面临至少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对内维持各板块统一；二是如何确保对北方游牧民族的优势。
虽然从秦朝以来，中国就奠定了大一统的基础，但华北、东北、西北、青藏、云贵、江南等板块却因为迥然不同的地理环境，天然存在着撕裂的风险。
为了确保对各板块的控制，中原王朝除了驻军、分封等手段外，还在云贵川等地推行改土归流，潜移默化地增强帝国的控制力。而对于都城的选择，就更是统治者意志的重要体现。
秦朝以来，天下之中的八百里秦川成为大一统帝国的建都首选。而后随着地理环境的恶化，帝国政治中心开始逐渐东移。到了隋唐，大运河的横空出世也为经济重心的南移，以及政治中心的继续东移和北移提供了可能。
当然，现在的大明版图并不是雄鸡形状，所以高务实必须以大明为例来给朱翊钧说明。按照高务实的解释，华北是南方的屏障，东北是华北的犄角，只有同时控制华北和东北，才能够对西北的少数民族形成优势。
一旦东北有变，比如大明原先撤销奴儿干都司，导致的结果就是朝廷对西北，尤其是对蒙古高原的优势很快荡然无存。
其实，对于元清两个将蒙古高原纳入疆域的王朝而言，东北、西北和华北又互为犄角，一旦其中一方有变，比如明朝夺取华北，逃回蒙古高原的元朝很快又失去东北，进而全面瓦解。
清朝晚期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当漠北蒙古被沙俄染指后，东北不再是安全的老家，清朝很快风雨飘摇。当然，高务实举例说明的时候只能举例元朝，但这也就够了。
总而言之，正因为三个板块缺一不可，尽管北京地处北方，从建都的角度来说，气候条件并不优越，甚至还需要南方供给粮食等重要战略物资，但却始终被青睐。
其实高务实内心里看得更远一点，因为他知道原历史上沙俄和苏联撕裂蒙古后，中国东北、华北和西北都受到巨大威胁，斯大林一心想将蒙古作为两国缓冲，但这种局面却造成了现代版的“天子守国门”。
正因为如此，红朝第一代领导集团才多次向苏联提出解决蒙古问题，不过在当时新中国一穷二白的情况下，这样的要求注定是一厢情愿。而在蒙古问题木已成舟的情况下，保住东北就成为北方乃至全国安全的最重要问题。
而朝鲜，就是最能影响东北安全的因素。因为东北地形整体从西北向东南倾斜，靠近朝鲜的东南部分比西北部分的气候更优越、人口更稠密，乃是东北的重心所在。
至于说日本可能的侵略问题，说实话反而不是高务实考虑的重点，因为按照他的规划，将来的日本不存在还有侵略朝鲜半岛、继而侵略大明的可能性。
更外部的侵略可能呢？比如说西方殖民者，高务实也没有太担心，毕竟南疆体系就是他对此做出的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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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这章是补发昨天的，昨晚因病休息了，今天下午才见好，非常抱歉。今晚的更新应该不会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