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哀帝的在位时期，宫室、苑囿、府库的收藏已经很多，百姓的资财富有虽比不上汉文帝、汉景帝时期，但人口达到鼎盛，是有汉以来最多的，于是哀帝也想改革经济。
哀帝继位初期，以左将军师丹代替王莽担任大司马辅左朝政。师丹一上任就向汉哀帝提出限田限奴的建议，企图使汉家摆脱厄运。
经过群臣讨论，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等制定具体规定：诸侯王、列侯、公主、吏民占田不得超过三十顷；诸侯王的奴婢以二百人为限，列侯、公主一百人，吏民三十人；商人不得占有土地，不许做官。超过以上限量的，田蓄奴婢一律没收入官。
这本来已经可以说是做出过一定妥协的改革，但依旧遭到了把持朝政的权贵的反对。首先是遭到丁、傅两家外戚的反对。而汉哀帝本人对这一诏令也没有实际的支持，特别是后来他竟一次赏赐董贤两千顷土地，是限田最高额的近七十倍，于是限田、限奴婢令就成了一纸空文。
在朱翊钧看来，高务实怎么可能是那些人口中的“董贤”？别的不说，高务实当时说朝廷应该收商税的时候，那可是在原本没有税种的情况下，让京华主动上缴相关税收，以此来开风气之先的。
更不要说赏赐不赏赐了。算起来，他朱翊钧这么多年下来赏赐给高务实的钱财简直不好意思开口，高务实带来各种大胜，皇帝的赏赐无非几匹红绸子、百十两纹银之类，完全都是按照过去的例子比照着来。
高务实真正拿到的“赏赐”，恐怕认真来看也无非就是皇帝的一些赐字、赐诗，大抵都是荣誉方面的，没什么实际财富。当然，高务实看起来也不怎么需要钱财赏赐就是了。
另外，汉哀帝虽然也是搞改革，但他不仅严于律人做得不到位，更关键的是根本不能做到严于律己。自己都做不到，别人岂能服气？
他和高务实这对君臣则不同，或者说因为高务实的坚持而变得不同。就说京师附近的皇庄问题，原先京师周边的皇庄遍地都是，现在还剩下多少？那不都是高务实劝他退还给庄民自耕的吗？
而高务实自己也没闲着，用了很多相较于这个时代先进得多，也人性化得多的金融手段来推动。这些手段可以很好的促成此事，又不会给赎买田地的百姓带来过高经济压力——在这其中，承担垫资贷款责任的就是京华。
这一桩桩、一条条，都是在为民间做实事，也正是因此，高务实在京师周边虽然有很多产业，有很多家丁，但从来没有闹出过当地百姓与高家家丁爆发群体冲突的事件——这种冲突在此时的大明可不少见。
最后，朱翊钧的愤怒还来源于一点，就是汉哀帝死得早——你们这群逆贼是在咒朕早崩？
这可不是小问题，在皇权时代这是要命的大问题，于是综合这以上种种，骂高务实是董贤的一帮人自然就倒了大霉。
这么多年下来，高务实的功劳越来越多，多到很多人甚至都有些麻木了，然后他们便又产生了一种心理：指望高务实自己把事情玩砸是不现实的，与其做无用功去和他相争，不如就坐看好了。
这种想法其实还挺中国化的，《周易·乾》中就说：“上九，亢龙有悔。”
龙为君位，亢是至高，言处于极尊之位，应当以亢满为戒，否则会有败亡之祸。
在这些心学派中的部分人看来，如今的高务实已经根本不可能用正面遏制的方法打压了，只能让他走满当前的“飞龙在天”，自行进入“亢龙有悔”之态势才是顺应天道之举。
天道，这个词玄而又玄，但心学派自王阳明本人之后，原本就很快进入玄禅虚妄之境地，根本不是王阳明原本想要宣传的宗旨，眼下面对无法战胜的对手时，他们这些走了歪路的后世门徒选择用玄而又玄的“天道”来逃避现实，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赵志皋某种程度上也是持这样的态度，所以才会有他和沉一贯的这番对白。沉一贯最终勉强被赵志皋说服——他是这么表达，但心里服不服那就谁也不知道了。
高务实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回到京师，因此他回京面临的第一个意外，便是他和刘綎、董一元及千余家丁刚刚走到城南的永定门打算入城，竟赫然发现内阁诸位阁僚已经率领群臣在城外恭候迎接。
刘綎、董一元见状，简直是猪八戒吃了人参果一样舒坦，不约而同的挺直了腰杆，浑然不觉被他们一左一右护卫在中间的高务实顿时面色一僵，在飞快地打量了一番之后，他的眼中立刻浮现出一抹浓浓的沉凝。
来迎接他的人，有内阁阁僚，六部各官，也有都察院及翰林院与各寺卿、少卿等，但却偏偏没有见到司礼监的人。
“侯爷，朝廷诸公尽皆来迎！”刘綎兴奋地转头对高务实说道：“侯爷如今可真是……”
他这话没敢继续往下说，因为他已经发现高务实的脸色有些不对劲，下意识把后面的话吞了回去。
“真是什么？”高务实瞥了他一言，面无表情地道：“真是危若累卵。”
刘綎、董一元愕然之下面面相觑，两人都是一头雾水，呆若木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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