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十四五岁的小黄门，自然很难被当做冯保的死党，也容易被人忽略，因为实在无足轻重。如此，王安靠着年纪小，躲过了这场朝廷的政治剧变。
王安运气倒是挺好，因为接替冯保掌管司礼监的是大太监张宏。张宏应该是很看好当时的王安，所以王安的宦官之路并未被打断。同时张宏还提携了陈矩——没错，原历史上可没有高务实，所以陈矩是被张宏提拔的，后来他做到司礼监掌印太监兼提督东厂。
关于这个兼任，本书很早就说过，是非常少见的情况，因为司礼监掌印一般不兼职，东厂提督通常由司礼监排名第一的秉笔太监兼任。由此也能看出，陈矩的确是极得朱翊钧信任。
继续说回王安，为什么高务实认为张宏没有为难王安？因为万历二十二年的时候，陈矩向朱翊钧推荐王安成为了皇长子朱常洛的大伴。这就从侧面证明万历十年到万历二十二年，王安一直没有离开这几位权宦的视野，且才学与阅历一直在增长，所以才能得到陈矩的举荐。
之后王安似乎还参与了一些事情，但高务实这会儿确实想不起来了。他根据时间线仔细想了想，再次搜寻到有关王安的记忆就已经跳到了着名的明末三大桉之一：“梃击桉”，而且高务实想起来的，是这场大桉中王安的一些细节表现。
“梃击桉”这件事本身一点都不复杂，大致就是有个哥们拿了根木棍，居然进到慈庆宫(彼时已经成为二太子的朱常洛居所)，要行刺太子。刺客未能得逞，但显然朝中一片哗然。然后开始查，查来查去，反正查到了郑皇贵妃的头上。
当时舆论一面倒地要朱翊钧秉公查办，说白了就是朝臣们要求这次必须好好教训下郑皇贵妃。
朱翊钧当然舍不得，于是大家都把目光看向了受害者朱常洛。这个时候，王安给朱常洛出了主意，意思是帮着皇帝把这件事情遮掩过去，放郑皇贵妃一马。
朱常洛对于这次行刺肯定是大为恼火的，他多年来受郑皇贵妃的气也不是一时半会能散的，但朱常洛还是遵从了王安的建议，跑进宫里当着朱翊钧的面，与郑皇贵妃上演了一幕“母子情深”的戏码。这出戏效果很好，朱翊钧觉得自己这个儿子很懂事，郑皇贵妃也暂时被安抚了。
故事讲到这，正常人应该就都觉得“梃击桉”算是过去了。然而并不是，王安接下来的一个举动，一直被人忽视，连高务实也是这会儿因为要仔细琢磨这个王安靠不靠谱，这才想起来。
王安帮朱常洛起草了一份东宫诏令，简单的说就是关于“梃击桉”东宫的官方声明，内容基本是各种打圆场，说明太子与郑贵妃感情好如何如何好之类狗都不信的废话——但是，王安在这份诏令里的用词很考究。
如此一来，他在此处为太子特意使用“本宫”作为自称，事实上是彰显和强调了朱常洛东宫太子地位的不可撼动与权威性。
朝臣读懂了，朱常洛不是不生气，而是这件事与太子之位比起来无关痛痒，于是朝臣也默契地不闹了；朱翊钧读懂了，自己的这个儿子终于开始有了帝国继承人的气度与眼光，拿大放小，隐隐有了君王风范；郑皇贵妃也读懂了，朱常洛的储君之位已是既成事实，难有更易，自此不再有过激之举。
王安用一封诏令，结束了“梃击桉”可能引发的政治动荡，并化危机为契机，事实上巩固了朱常洛的太子之位，可谓机智过人，立下大功。
想到这里，高务实仿佛思维被激活，又想起了另一件事。只不过时间线同样有些跳跃，直接到了万历晚年，是福王朱常洵终于要就藩洛阳那会儿。
当时朱翊钧和郑皇贵妃为了保证这个宝贝儿子以后不饿着冻着，几乎竭尽财力赏赐福王，当时的说法叫“竭天下膏脂予”。
此时发生了一件小事：不知道是不是太子朱常洛醋意大发了，他居然扣下了宫中原本要送给福王的十箱财物，并二话不说下令搬到了自己的府邸。
其实在这件事上，高务实是能理解朱常洛的，就三个字：凭什么？
都是儿子，我还是太子，做爹妈的把家里瓶瓶罐罐都送给了小儿子，我做老大的以后怎么管家？这是一种愤怒，委屈，悲痛各种情绪交织的心理状况。
王安也明白朱常洛的心思，但他仍然劝说朱常洛。怎么劝的高务实不知道，反正最后还是把朱常洛说通了。于是王安把那十箱原本放在华丽箱子里的财物，换成了普通的箱子，送到了福王那儿，并另外以东宫的名义加赠十件礼物。
然后王安给皇帝的说法是，太子觉得这些箱子太扎眼，恐引起朝臣不满，故而刻意搬进府中更换箱子。同时为了表现兄弟之情，太子还让我赠送十样精美礼物给福王。
朱翊钧对此表示非常满意。当然，朱翊钧从来不是傻子，所以等王安一走，他转身就对身边的人说此事肯定是王安的主意。
不过，光是想起这两件事对此刻高务实的意义不大，毕竟这只能证明王安是朱常洛身边的救火员，而高务实现在需要探知的是王安对朱常洛的这些贡献，究竟是出自于忠诚还是仅止于职责。
好在此时，他又想起了“一件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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