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岛国也，地狭而民众，天然对大陆有着异乎寻常之渴望。日本文化虽受我中华之影响，却又有其独特的一面。中华教之以礼而其学之难全，难改其本性之恶，这便使得此国之民往往一身两性——要么自卑，要么狂妄；要么示人以礼，要么示人以暴。”
高务实忽然说了这么一段，让萧良有不免错愕，但高务实不以为意，继续道：“作为日本文化最古老、最原始的组成部分，神道以及神明崇拜，根深蒂固地扎根于日本的民族性格之中。
无论是天皇政治时代还是幕府时代，这种非理性的、宗教式的崇拜从未被统治者所抛弃，反而逐渐改造和强化为日本中心主义的核心内涵。因此在日本人心中，天皇家族是天照降下的神孙后裔，而日本作为独一无二的神国，只有天皇家族的伟人们才能统治。
这种宗教式的崇拜也逐渐渗透到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日本民族的内在关系模式——将一切权威视为神，并且对神无条件地付出绝对的尊敬、顺从与忠诚，而神则可以随意地处置和决定他们的一切。
然而在森严的阶级制度的压迫下，这种关系模式逐渐从一个具体的、自愿的崇拜，变成一种普适的、强制的潜规则和社会要求：你的上级就是权威。
无论这个上级是谁，才学人品如何，无论你对这个上级有什么想法和意见，只要在你们的关系之中他构成你的上级，那么你就必须对这个上级，也就是权威抱有绝对的尊敬与顺从。
于是日本长期处于一种极度不平等的等级制度中，庶民需要对上等阶层为仆做马、绝对顺从，而上等阶层却可以对庶民生杀予夺。
同时，日本物产贵乏，自然环境恶劣，生产能力长期低下，无论是生活水平、民众素养还是政治制度，都难以达到较高的程度。在氏族制度之下，暴力就是唯一的真理，是解决问题的最好途径。因此，日本对武士和暴力有着极大的崇拜。
神明崇拜与强者崇拜，衍生出来的却是绝对服从与暴力至上，这种两种极其矛盾的行为模式构成了日本最根本的民族性格，并且产生了三种基本的外在行为模式：
其一，对于实力远超自身的强者和权威，日本人会表现出狂热的、宗教式的崇拜，甚至展现出类似于奴性的百依百顺与绝对服从；
其二，对于实力与自己相近的、或者是觉得未来可以超越的强者和权威，日本人则展现出极大的野心、狂妄和自负。他们会不顾恩义，没有底线，一旦有机会便会立刻噬主，这便是白眼狼心性；
因此，面对弱者，他们会将自己带入到神的位置，将曾经施加到自己身上的痛苦与内心压抑的暴力**，加倍地施加到弱者身上，毫无顾忌地、肆无忌惮地宣泄自己的真实情绪与想法。”
虽然萧良有不知道高务实为何与自己剖析日本人的民族性，但他还是听得有些心惊，沉下脸道：“竟然如此危险？”
高务实点头道：“知小礼而无大义，畏威而不怀德，强必寇盗，弱而卑伏，不顾恩义——这便是日本人的特性。
汉中兄知道，我府中有不少随嫁而来的降倭夷丁，这些人平时对我唯唯诺诺，无论我让他们做什么，他们都会毫不犹豫的去做，生怕稍稍惹我分毫，不少人都说这些人真是天生的好奴才……
呵呵，但旁人恐怕并不知道，若我有朝一日落乱失势，这些人也绝不介意借我人头一用，来换他们的荣华富贵。”
萧良有面色沉肃，眉头深皱，正要说话，却听见高务实继续道：“皇上因察哈尔寇边一事龙颜震怒，已经决定尽快整军西征，届时还要重开丝绸之路，复我汉唐雄风。
皇上有此大志是我汉人之福，然则如此一来朝廷必无余力再维持一支庞大的水师。既无这等水师，要长期维持对日本的统治便不现实，因此海贸同盟不得不接过此任，以求于大唐之后再次让日本人知道中国才是‘神’，绝非他们能够挑衅和反抗的。
为达成这一目的，杜绝其国将来再有觊觎之心，我岂能忧谗畏讥？至于皇上，我并不担心他会误解……当然，若皇上哪天真的心生疑窦，我辞官归家也就是了。”
萧良有见状，知道今日的谈话也就只能如此了，遂点头道：“既然日新早有定议，良有也便放心了。”高务实点了点头，但没有多说什么。
萧良有又道：“李山海代朝鲜王三请内附之事，礼部会马上拿出章程……呵呵，等过完年皇嫡子满月，恐怕又有得忙呢。”
高务实露出笑容：“国本之争这么多年，若能于年后顺利结束，我想礼部恐怕才是最高兴的吧？”此言一出，二人相视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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