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理顺阴阳”，这是自古以来宰相的职责，所以给了首辅王家屏；“翼辅三朝”是夸梁梦龙是三朝元老，因为梁梦龙在内阁资历最老，是嘉靖三十二年进士；赵志皋的“德惟一心”大抵是因为他政绩不多，但平时看来人品和学问都不错，且是心学显流；沉一贯的“责难陈善”是指他经常提意见，皇帝觉得“你说的对，可以多说”；周咏的“镇抚四夷”可能因为他是从封疆大吏入中枢辅左，而且又分管兵部的原因。
然而这几位所得的辰翰，没有一个是将其比作古时某位贤臣，只有高务实这里例外了。
尹尹的故事不必多说，但凡要对辅臣大夸特夸，基本都少不了这位，放在此处没准就是例行公事。然而对于傅说，高务实却逐渐品出了一点不同之处。
首先，武丁利用“梦帝赉予良弼”的策略——也就是所谓做梦时得知有圣人的这出戏码，直接提高了傅说的宗教地位，同时也极力提高傅说在行政系统中的地位，使之成为权力系统中的关键人物。
按照辰翰的意思，这里武丁当然就是指皇帝本人，傅说当然就是高务实。那么，皇帝有没有通过什么办法提高他高务实的地位呢？有，早期是圣卷，后来是给高务实各种立功、立大功的机会。
但是辰翰只有八个字，与武丁、傅说相关的只有与四个字，那么有很多更深的意思便只能自行体悟，不可能完全直白表达出来。除了上述这些，是否还有其他？有的。这就必须联系到武丁这位商王在历史上做过的一些事了，尤其是他的功绩。
历史上的武丁，在利用傅说进行强化王权的同时，也在理论和制度上对采取了集中权力的措施。其集中王权的方法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尚书·说命》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一是强调“惟天聪明，惟圣时宪，惟臣钦若，惟民从乂”的君臣秩序。简单地说就是“天赋王权”，所以“君君臣臣”是有道理的，因此建立了一种君臣尊卑体系，也是一种阶级化的社会伦理。
二是改革用人制度，加强商王对官员的任免权。所谓“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
于是，商朝在武丁时期建立了任人唯能、任人唯贤的规则，力图改变盘庚所强调的“惟图任旧人共政”的用人模式，最终取得了对官吏的最终任免权。
武丁这么做，在当时来说实际上是对旧贵族在任职特权上的否定，大大加强了商王选拔官员的自由度，对王权的加强具有积极的意义。
三是改革祭祀制度，把神权掌握到商王手中。商代前期与王权对立的贵族主要是依靠神权，《尚书·君》中说：“时则有若尹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所以列举的权臣皆是“格于上帝”的巫师，神权构成对王权的主要威胁。
商代的神权最主要表现于祭祀权，后世有研究表明，武丁前期的祭权十分分散，多种非王卜辞都有频繁祭祀祖先的记录，有的甚至祭祀商王的远祖。针对这种情况，武丁提出：“黩予祭祀时谓弗钦。礼烦则乱，事神则难。”，对祭祀进行了改革。
高务实忽然觉得，朱翊钧把他自己比作武丁恐怕真是意有所指，这边功方面尤其明显。
既然边功方面如此相像，那么其他方面又是否一样呢？
君臣伦理，这一点应该不必皇帝再强调了，现在没人敢对此发起挑战，皇帝大概也不会认为这方面有什么隐患。
官员任命权？这是皇帝的权力，大明朝在这一点上也并无太多隐患，皇帝想任命谁就能任命谁，即便内阁辅臣，皇帝想要中旨任命也不是不可以，只要那人敢做就行。
虽说“只要那人敢做”本身经常出问题，但臣子不肯就职是因为社会舆论压力，而并非皇帝没有任命权。所以高务实认为，皇帝这里并不是暗示要他帮忙夺回官员任命权。
那么，还有什么人事权力不在皇帝手里吗？似乎是有的，在今天这个皇嫡子满月的特殊时间，皇帝忽然以武丁、傅说来暗示，难保不是指皇帝失去了对太子的选择权。
太子乃是储君，但储君本身也是臣，也是皇帝可以选择“任命”的，然而现在皇帝却反而没有选择权了。作为一个“中兴明主”，功业说起来已经直追二祖的皇帝，他对此深怀不满似乎也不足为奇。
如果这一条能够坐实，那么下一条也就不难理解了。什么是“神权”？武丁时期是对祖先、神只的祭祀权，而武丁当时所做的，正是让商王垄断“谁是商王家族的祖先”、“谁是我们的神只”的解释权。
那么，现在呢？现在的“神权”无疑是儒学，然而对儒学的解释权则显然不在皇帝手中，却在天下儒生……呃，那太泛泛了，实际上应该说就是在文官集团手中！
高务实凛然一惊，暗道：莫非朱翊钧是要拿儒学开刀，在各派之中挑个倒霉蛋杀一儆百，然后将儒学的解释权收拢到他……以及今后的大明皇帝手里？
这可不行啊，皇权要是把儒学的解释权都收拢起来，那相当于是****，如此则文官集团对皇权的向心力就瞬间崩塌了！
高务实倒抽一口凉气，正要考虑等待会儿皇帝召见辅臣时该如何想办法试探一下口风，忽然见到刘平急匆匆一路跑步而来。
不等众辅臣诧异相询，刘平已经叫道：“诸位先生，皇爷咳血晕过去了，还请先生们立刻去乾清宫候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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