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容易定论的话，像李贽那种人是如何没被朝廷抄家灭族，没被天下人一人一口唾沫星子淹死。反而能活到七十几岁高龄才寿终正寝的？
哦，对了，李贽是嘉靖六年生人，历史上死于万历三十年，也就是公元1602年——换句话说，他老人家现在都还活蹦乱跳着呢。
所以说，高务实搞官商一体有他的独特优势，人家那叫实践出真知。
不过，官商一体虽然需要有点“前置技能”，但官商勾结这活儿可就没那么讲究了，不仅有明一朝，事实上在整个中国历史中都大行其道。
甚至可以说，官商勾结本来就是中国古代那样的统一大王朝、大政府特色下商人想要获得巨大成功所必须的手段。
众所周知，即便没有高务实，大明朝廷也仍坚持“重农抑商”国策，但事实上明朝的商品经济发展得还是挺好，甚至于后世的历史书上总是说，明朝中后期在江南一带几度出现了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
然而“资本主义萌芽”想要出现，前提就一定是商人阶层在政治上拥有了足够的话语权，也就是说在中后期的明朝，官商勾结早已十分普遍。
其实，何止是官商勾结？在明中后期，商人已经摆脱了以往的“贱籍”，获得了“应试从政”的权力，这是明前中期根本未曾有过的。
甚至在某种程度下，商人的崛起影响到了明中后期的人文思想，让一干学子不再从儒，而是为了丰厚的利益前去经商，更进一步促成了全民皆商居民的成型，导致如晋商、徽商等地方商团的大规模出现。
既然在中国这样独特的封建制度下必须有政治上的靠山才能在商业上大展宏图，那反过来当然就让不少有能力的商人不再只甘于经商。他们需要打破阶层隔阂，大批量的融入政治舞台中，借助政权的力量来为自己创造更大的利益。
中国几千年来官本位的思想之所以长盛不衰，是因为官员手中的权力是一种垄断性资源，这种资源可以用来与商人进行交易。
后世有一部很是出门的电视剧叫做《大明王朝1566》，其中讲了一个天才商人辉煌时的故事。那位一代丝绸巨商沉一石，在生意场上和政治斗争的漩涡里练就了一身本领，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来往于官场、商场、情场，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尽显一时之风光。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其实“当官”一直与“发财”紧密相关。这可以用经济学来解释：皇帝们既没有能力靠一己之力或一家之力打理江山，又必须找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统治江山，那么他们就不得不报出一个有诱惑力的市场价格，以便吸引普天下的“职业经理人”。
官员，就是皇帝的职业经理人。然而，官员在为皇帝的利益服务之时，他们自己也需要有人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呀，于是他们也需要职业经理人——那就需要用到商人了。
其实，官商勾结的后果很简单，就是把皇家私有变成官家私有。从本质上讲，是把社会财富从一家之“国有”变成千百家之“官有”。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封建社会的宫廷之争也好，官场之争也好，都可以说是国家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斗争。中国的帝王们为了稳固自己的天下，一面坚决让有钱的商人没有社会地位，一面变着法子抄官员的家。这何尝不是天子们的政治智慧呢？
扯远了，说回来。朝鲜内附之后，如何才能在第一时间获取这一新市场？是自己紧赶慢赶跑去朝鲜开辟新的事业吗？不是不可以这样做，但这样做的人往往只是因为他们没有更好的办法可行。
什么是更好的办法？当然是在京师想法子。
朝鲜既然内附，朝廷的命令就成了当地的最高指令。原先归朝鲜“国有”的资产，在内附之后就全部由大明朝廷说了算。朝鲜原先某些不会轻易让外人插手的生意，从此以后也就必须由朝廷再审视一遍了——说不定哪些行业将来就开放了呢？
至于说开放给谁，那自然是朝廷说了算。因此，先把银子送到京师，无论是上下打点还是怎么着，都是远比把银子运去朝鲜当地要高明得多的。
这个“道理”沉一贯明白，高务实也明白，王家屏本来也未必就不明白，只是他到底与商人打交道的时候太少，一时没想到罢了。
不过，无论王家屏是否想明白这一点，高务实却很清楚沉一贯刚才这番话，与自己之前那番话其实都一样，只是烟雾弹罢了。
可惜，这个烟雾弹偏偏起了效果。
王家屏明白过来之后立刻朝高务实道：“日新，这件事你一定要重视起来，决不能让人通过这样的手段坏了朝廷在朝鲜的名声，否则一定会对朝鲜将来的长治久安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切记切记。”
高务实一听就知道，王家屏这个人虽然一片公心，但要和他做盟友……还是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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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好紧张_要发财了”书友，你问周五是不是没有更新，答桉是的。我这几天实在忙晕头了，那天欠了一更忘记交代，现在仍是欠4更，而且这几天还补不上，只能后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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