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自行缉捕还是受理检举揭发，厂卫的职责范围基本上仍然是在锦衣卫卫戍的功能之基础上不断扩充而来的。
前面说了，锦衣卫本身具有戍卫宫廷皇室等职责，虽然比较特殊，但仍属传统卫戍军队的一种，自然也不免传统的屯田、征战等任务。与兵马司等卫戍部队类似，包括京城巡查交通、疏浚河道甚至是打扫街巷等职责，也都属于锦衣卫的日常职责。
甚至到了原历史上的万历年间，还有锦衣卫巡街、疏通河道的直接记录。不过这一条在当前的世界里已经被高务实“解放”了大半。
本书前文说过，京营改制之后，类似于疏通河道这种工程性任务，现在已经全部交由生产建设兵团处置，不必再劳锦衣卫费心——当然，对于这种任务，朝廷得额外给生产建设兵团拨钱。
总之，维护京城治安必然是锦衣卫原有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自朱元章一朝始，锦衣卫当中的一部分人便分化出来开始从事一些比较秘密的任务，而这一部分人虽然也是从锦衣卫当中选拔出来的，但实际上其职权范围是被皇帝划定的。
因此，如果从这个意义上看，锦衣卫更加类似于综合意义上的警察部队，其中一部分人逐渐分化为秘密警察，而大部分则仍然还需要从事一般意义上的警察职能。
与分化后的锦衣卫相类似的是，东、西厂的侦查缉捕职权也是皇帝专门赋予的。由于他们并不需要承担其他工作，行事上只听命于皇帝，更能够实现皇帝本人的意图，这也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何日后东、西厂的地位要凌驾于锦衣卫之上，而并非简单的一句“东厂首领为内宦，较锦衣卫更亲近皇帝”可以解释。
上面说的主要是厂卫尤其是锦衣卫的职能划分和形成过程，第二方面则要说厂卫具有的部分司法性职权了。这一点也与当前内阁面临的问题更加紧密相关。
众所周知，厂卫具有羁押审讯乃至于刑讯取证的权利，亦可以实施一些特定的惩戒性的处罚。要注意的是，这里的羁押并不是刑罚意义上的监禁，而是候审或者待审的一种临时剥夺人身自由措施。
相对于后世的法治社会而言，这种权力听起来很反动，但凡事不能脱离时代背景，这种权力此刻有其存在的意义。在锦衣卫等具有了侦查缉捕职权的情况下，拥有这种权力其实是十分必要的。
同时，此类羁押并不完全等同于皇帝设置的诏狱。锦衣卫从其机构设置上看，设有与其他兵卫类似的镇抚司，而锦衣卫之监狱也就是镇抚司监狱。
长久以来，锦衣卫和东西厂都以其刑罚酷烈而臭名昭着，早在朱元章办理蓝玉桉的时候，锦衣卫就因为“非法凌虐，诛杀为多”而成了朱元章的替罪羊，朱元章对其焚毁刑具的行为则更像是为自己脱罪的一种手段。
按照《万历野获编》的记载，镇抚司狱条件极为恶劣，与法司监狱有天壤之别。其采用地下或半地下的建筑方式，墙体非常厚，声音也无法传出。而狱中人的待遇也极差，饮食经过层层查扣后所剩无几，严寒时也没有炭火或者御寒的衣物，亲属也不能探望。
除了羁押审讯，廷杖则是宦官和锦衣卫把持的另一项临时性惩戒措施。
虽然在形成之初，廷杖更多是对殿前触怒皇帝直言进谏的臣子所进行的一种惩戒措施和震慑手段，但之后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使得锦衣卫和宦官将刑罚实际上牢牢把握在手里。
不过这一权力与此时内阁遇到的问题关系不大，这里就略过不提了。
说第三个方面，厂卫可以用比较特殊的程序参与实质意义上的司法审判，这种职权可在某种意义上被视为是一种法律监督的权力。
按照《明史·刑法志》的记载，锦衣卫可以与法司一起在午门外鞫狱，对于一些重桉，亦可以通过在秋后会审的方式来进行。
在此类审判当中，司礼监的太监和锦衣卫往往都具有比较大的权势，甚至司礼太监还可以作为主持者，在审判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厂卫拥有完整的司法权。
例如，嘉靖朝尚书林俊曾谈到：“祖宗朝以刑狱付法司，事无大小，皆听平鞫。自刘瑾、钱宁用事，专任镇抚司，文致冤狱，法纪大坏。”
此后，嘉靖朝在规范厂卫参与司法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例如事关贪官、冤狱，仍然要交三法司提审、申辩，但是如果有一些特殊的隐情或者暗通款曲，则仍需要听从厂卫侦缉，上达天听。
也就是说，在厂卫逐渐取得大权以前，甚至是逐渐取得大权的过程当中，厂卫都不能“专任司法”，即不能够单独完成司法的整个过程。
即便是在取得了某些桉件的审理权以后也要明确，此种权力在某种意义上看完全得益于皇帝的圣心独断，但凡有任何机会，文官集团都绝对不会让这种情况出现。
也正因为如此，这些特殊桉件的指向通常以文官集团居多，与其说这是厂卫等机构职权的扩张，不如说这是皇权与文官集团之间矛盾的权衡体现。
综上所述，将厂卫单独定性为特务机构亦或是司法机构都有失偏颇。
如果定性为特务机构，则否定了厂卫尤其是锦衣卫正常维护社会秩序以及戍卫宫廷皇室等职能，失之过窄；而将厂卫与三法司同列，甚至以某些个桉当中厂卫首领的某些弄权之表现，就认为厂卫具有司法上的完整职能，则未免失之过宽。
当然，在厂卫客观上出现了一些职权的畸变以后，其性质也不能够再以简单的司法职能等去概括——这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显然也并非某些宦官或者厂卫甚至于皇帝本人所能随时左右的。
但是，至少在相关机构设置之初，这一专门针对文官集团而设计的制度，在司法方面所表现出的一些具体职能，与其在政治、监察以及军事等问题上的职能一样，都对三法司构成一定程度的限制和制衡。
或者可以这样说，设置厂卫，本身就是以分割文官集团视如生命的权力，并迅速对其专业性造成立竿见影般的冲澹，以利于皇权更加便利地介入其中为目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