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关键所在了——朝廷各级官员口中认可的“权威性”，和他们心中认可的“权威性”，其实是不一样的。
在口头上，任何朝廷官员都会表示“圣明不过皇上”，但其实大家真正信任的永远都是经历过各种风吹浪打，或者多年苦熬上来的文官领袖。
你要问原因？皇帝是靠继承来的，但才干并不能继承，即便先帝再怎么英明神武，今上也可能是个二百五；
文官领袖则不同，即便有些人看似是苦熬资历上位，但其实也依然是在险恶的官场杀出重围的佼佼者——你光会熬资历早就被人顶掉了。能成为文官领袖，意味着你无论如何一定是作对了什么事。
既然如此，同为文官的群臣究竟会更加信任谁的能力，那还用说么？可是结果呢，现在的决议并不一定是文官领袖的意见，而只是皇帝的意见，大家即便嘴上不敢说反对，心里谁不会腹诽一句：此乱命也。
如此，就可以说明为何内阁制会导致朝廷决策的权威性受到打击——这玩意儿不一定是我们文官集团认可的！
其二，在上一条这个前提下，首辅的产生过程更加使得文官集团内斗加剧。
废除宰相制使得文官集团没有了名正言顺的领袖，但一个集体想要团结高效又必须有一个核心存在，那么为了成为这个核心人物，所有人都不得不想尽办法，希图上位。
或许有人要问了，以前的宰相制不也是“一个核心”吗？怎么宰相制下没有“必然党争愈演愈烈”，首辅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假宰相反而会导致“必然党争愈演愈烈”？这就又得说明朝的制度的确很神奇了。
以前历朝历代的宰相怎么来的？皇帝任命。
没错，就这么简单：皇帝任命宰相，宰相驾驭百官，同时对皇帝负责。
这个制度虽然简单，但是责权十分明晰。朕任命你为宰相，你要负责做好xxxx工作，做得好了，朕给赏；做得不好，朕换人。
结果明朝的内阁制度把这个规矩换了，换成什么了？大名鼎鼎的廷推。
后世经常有人夸赞廷推，认为这甚至有了皿煮的范儿，十分先进。这其实就和很多人一说西式皿煮传统就夸雅典皿煮制度一样无知。
雅典的皿煮从来不是全民皿煮，它只是雅典城原住民的皿煮，城中其他几个阶层连r权都没有，谈什么鬼皿煮？
而廷推制度之所以出现，本质上也是因为皇权一刀把相权砍了，文官集团的反抗意志日渐高涨，不得已之下才做出的变通，它是一种妥协的产物。
然而这个制度根本上来说就是个畸形怪，因为它导致了文官集团首领的责权由此变得非常不明晰——你这首辅到底是为皇帝站台的，还是为我们文官集团站台的？
教员说过，处理敌我矛盾的首要任务是区分敌我。所以，你这首辅到底是站在哪一边的如果都不明确，那你的地位肯定尴尬。而偏偏廷推制度把这种不明确推到了巅峰：重臣共议，皇帝拍板。
现在好了，首辅是文官集团的顶层代表们推选出来的，但最终是由皇帝下旨认定的——请问现在你是哪边的人？
为何大明的首辅不好干，要么做权臣，要么做庸臣？这不是首辅自己凭借个人意志就能改变的，是制度基础就在这儿摆着。
这里几乎可以随便找大明历史上的所谓“权臣”级别的首辅来看：严嵩、高拱、张居正，哪一位是在整个文官集团层面被当时朝野公论“一代贤相”的吗？其实没有，他们的“人缘”都不太好。
严嵩不必说了，这厮自身槽点太多，被骂几百年也实属正常，但即便如此，后世也有一些学者指出他其实对当时朝廷的稳定还是起了不少作用的。
高拱呢？王世贞作为当时之人，又是文坛领袖，其在写《首辅传》时对高拱那真是有黑点要黑，没有黑点制造黑点也要黑。
高拱雷厉风行，发现不端立刻指出，发现错误立刻要求改正，这本是做实事的领袖人物该有的精神气，结果在王世贞笔下就成了“性急迫，不能容物，又不能藏蓄需忍。有所忤，触之立碎，每张目怒视，恶声继之，即左右皆为辟易。既渐得志，则婴视百辟，朝登暮削，唯意之师，亡有敢抗者。”
好家伙，人家高拱管吏制，抓了一堆贪官，新修了考课法加强官员考核，对不合格的官员该降级的降级，该罢黜的罢黜，到你王世贞这儿就变成性急迫不能容物了，变成婴视百辟，朝登暮削，唯意之师，亡有敢抗者了？怎么说，还非得和和气气，什么尸位素餐都装看不见才好？
张居正呢？这位生前荣宠不断，结果在死后差点被开棺鞭尸，百官群起而攻之，把他骂得宛如过街老鼠。以至于他在《神宗实录》里的盖棺定论居然是“偏衷多忌，小器易盈，钳制言官，倚信佞，方其怙宠夺情时，本根已断矣。威权震主，祸萌骖乘。何怪乎身死未几，而戮辱随之。”
虽说高务实老说张居正只是改良，称不上改革，因为他没有“鼎故革新”之举，只是在原本腐朽的大厦上修修补补了一番，可是……人家至少认真修补过了啊！怎么就落得这么个下场，这么个名声？
好在不久之后便有人开始为他翻桉，而后世学界甚至出于某种需求，把他重新抬了出来，夸耀无比，乃至于言过其实。
总之一句话，在大明朝要做好这个首辅，最为难的就是如何定义自身是谁的代表——皇帝，亦或群臣？
在赵志皋看来，高务实在这一点上反而不必顾虑太多，因为他的身份和立场实际上早已决定：实学派一直以来就是保皇党。
所以赵志皋认为，高务实上位首辅，一定是个权臣，因为他要做的基本都是皇帝认可的事，皇帝会给予他一切必要的支持，而这必然会给心学派带来更加巨大的压力。
然而，同样看到这一点的沉一贯选择对抗，坚决与高务实作对，而赵志皋却不这么看，他的选择是退让，坐看高务实权力登顶。
那么，赵志皋真如沉一贯所见，是个胆小如鼠之辈吗？如果仅仅这么看，那就太小瞧赵志皋了。赵志皋的退让不是目的，只是手段。
他在决定此事之时便喃喃自语，念叨起《晋书·王豹传》中的一段话：“今以难赏之功，挟震主之威，独据京都，专执大权，进则亢龙有悔，退则蒺梨生庭，冀此求安，未知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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