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道理，皇帝对高务实比较正式的称呼应该是如“高爱卿”这类，可以很好的体现君臣分际；如果要亲密一点，那么到“日新”这个号也就可以了，刚才王家屏对皇帝说话时也是这样称呼高务实。
但朱翊钧偏不，而是称呼为“求真”。求真，这是高务实的字，通常来说应该是平辈之间且身份大致差不多的时候，用作互相称呼时用。
字起源于商朝，盛行于周朝，后来形成了一种制度。直到近代仍然被许多知识界和文化界的人使用，如孙文字载之，毛……先生字润之。现代则已经很少人使用了，不过由于后世中国人口众多，同名同姓发生率过高，文化界也有一种观点是建议恢复表字制度，此处不赘述。
前文曾说过，在中国古代，由于特别重视礼仪，所以名、字的称呼一直是十分讲究的。在人际交往中，名一般用作谦称、卑称，或是上对下、长对少的称呼。
比如高拱称呼高务实就可以直呼其名，而理论上皇帝可以对除了先帝、太后以外所有人直呼其名——当然，多数皇帝在多数时候未必这样做，特别是对地位较高的大臣。
而平辈之间，一般只有在很熟悉的情况下才相互称名，在多数情况下，提到对方或别人直呼其名，都会被认为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
当然，以上情况也有例外，比如名和字连起来称呼，往往也是为了表示尊敬。这里有两种情况值得注意：
第一种情况是在先秦时期，当名和字连称时要先字后名。如：孔父嘉，这是孔子在宋国的祖先，其中“孔父”是字，“嘉”是名，而姓为“子”[注：孔子实际上也姓子，孔是他的氏，这里不展开解释]。又如：白乙丙，这是蹇叔的儿子，其中“丙”是名，“白乙”是字，姓为“蹇”。
第二种情况是汉朝以后名字连称时，先“名”后“字”。如：“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场德进，东平刘桢公干……”
这是曹丕《典论·论文》中的一段话，提到“建安七子”时的名字连称，都是先名后字。
朱翊钧其实在不同场合对高务实的称呼经常变化，比如在大型公共场合一般就称呼“高爱卿”、“南宁候”等；人少一些的时候，比如文华召对时就常称呼“日新”；倘若是他俩面谈而无旁人，朱翊钧甚至会直接称呼“务实”——这里要注意，不是无礼的直呼其名，而是亲切的直呼其名，是为了体现两人关系之亲密，换了别人反而没这待遇。
理论上，他们两人单独见面时，考虑到两人的关系，最普通的称呼其实反而是“求真”——这个言语上的距离最是不远不近。
在有内阁首辅王家屏在场，且同时还是在商讨国事之时，朱翊钧却用“求真”来称呼高务实，那就有一种明显的刻意在里头了。意思是：你王家屏只是首辅，“求真”却不只是阁老，他还是我的同窗、发小。他是朕的自己人，你不是。
皇帝摆出这样的态度来，若是寻常时刻，王家屏就应该考虑考虑自己方才的言行是否过激而反思了。然而让朱翊钧失望的是，王家屏神色漠然，面无表情地退后一步，却朝高务实伸手虚引，意思是请他来发言。
然而，意外再次发生，高务实似乎也没有理解刚才这细微的变故，只是正色冲王家屏微微颔首，回应他的手势，然后便对朱翊钧拱手一礼，清了清嗓子便开始介绍起他对朝鲜建省一应当务之急的看法来。
高务实介绍的正是刚才对王家屏说过的那些，只是说得更细节、更明晰。朱翊钧一边听他说事，一边在心里复盘刚才王家屏和高务实的表现，总觉得哪里不对。不过他实在想不到王家屏是错误理会了自己今日的举动，有了提前致仕的打算。
既然实在想不明白，朱翊钧也只好把心中的盘算先放一放，认真听高务实的计划。
计划十分周全完备，一如高务实往常的水准，朱翊钧从头到尾听完都没有要补充或者更改的地方，只觉得高务实所言的一切都正是自己想要的，不禁异常满意，笑道：“求真所言深符朕意，也没什么好更改的了，那就……嗯，如果元辅也无异议，朕看就这般做吧。”
王家屏淡然拱手：“老臣自无异议。”
朱翊钧点了点头，朝陈矩一摆手，道：“司礼监待会儿就按照高阁老方才所言草拟圣旨，若是有记得不甚清楚的，便派人去内阁询问，一切以高阁老之言为准，不必再报。”
陈矩领旨，并无多言。
正事这么快就谈完了，朱翊钧一时有些失神，不知道是不是该说点什么来免得冷场。然而他转念又有些不忿，避免冷场这种事凭什么是我这皇帝要主动，这不是你们两个该主动的吗？
这一犹豫，还就真冷场了。最后是高务实实在看不下去，轻咳一声，道：“对了，皇上，今日萧总宪和王厂督他们应该已经开始调查‘药膳案’了，想必不用多久，便可以为郑皇贵妃正名，洗脱嫌疑。”
洗脱嫌疑当然只是场面话，高务实总不能说这一查下去就要把郑皇贵妃揪出来定罪吧？朱翊钧也知道这不过是一种话术，具体内幕他和高务实心里都清楚，因此不怒不喜地淡淡点头：“唔，很好。”
本来他是不想多说，但突然发现自己如果只是这样回应，好像就又把天聊死了，只好又补充道：“这件事牵连不小，内廷外廷也都重视得紧，不可轻忽。元辅总揆天下，日理万机，想是难得分心旁骛，因此这件事……求真你要多照看着些，莫要出了纰漏。”
高务实拱手道：“臣遵旨。”
对于高务实来说，有朱翊钧这话就更妙了。意味着彻查“药膳案”这件事除了有内廷外廷、东厂和都察院联手行动之外，又多了他高务实代表皇帝和内阁来进行监督。
大明的惯例，监督权往往会变成执行权，或者至少是有能力干预执行，从而往往力压执行权而成为主导。现在朱翊钧这么一说，高务实就等于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彻查药膳案的行动决定权，不知道朱翊钧这么做是故意还是真没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