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务实笑了笑，道：“没那么简单，这里头有一个制度性的问题你没注意到。大明虽然没有农奴制，但并不是随便一个农民都能自由选择去‘打工’的。”
刘馨愣了一愣，迟疑道：“有什么限制？”
“我看你都快脱离群众了，进城打工肯定比在乡下种地或者当长工赚得更多，你以为农民就真的不知道吗？至少其中一部分肯定是听说过的，那为什么以京华为首的这些工厂、矿山之类，还是很少招到来务工的农民？”
高务实哼哼一声，道：“打个比方，我哪怕不当官了，也没有什么爵位，那我也能全国各地满到处乱跑，为什么？因为我是读书人，我就算不当官了，也是士人群体的一员，我有这样的权力。
但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可以这样做吗？显然他并不可以，因为他哪怕只是离开本县去办点事，都需要有县衙给他签发路引。如果没有路引，他就哪都不能去，否则便是违法。
好，那么我回头来问：要想推动大明现在的所谓‘资产阶级萌芽’，当然首先得发展工商业，让这些从事工商业的人群日益扩大，进而形成第一批的所谓资产阶级。
可是，如果乡下的农民根本不能离开乡下，那我所构思的通过收入差来吸引农民转行成为工人又怎么可能实现呢？”
“哦，原来如此！你拐了这么大一个弯，就是想说必须废除路引制，从而给农民进城务工创造先决条件，是吧？”
“那是自然。”高务实叹了口气，道：“所以我才说，一旦要改革，很多问题都是错综复杂的，你动了这一条就会引出那一条，甚至引出很多条……大明本来是个农业国，那它的各项制度本质上肯定都是为了维持这种农业国的生产制度而设计的。
我既然要推着它走向资本主义，那必然就要把这‘各项制度’都往资本主义需要的方向去改，然后才可能实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符’的理想状态。否则，哪怕我用权力、暴力去强压，最终也只能搞出一个畸形怪物来。”
刘馨郝然道：“你说得没错，在这一点上我承认我的确有点‘脱离群众’了，因为我确实从来没有受到过路引的限制。以往我出行，只要家丁报上家父的名号，自然是通行无阻的。
后来到了……到了高家，那就更不用说了，沿途无论抵达何府何县，当地官员若非因为我是女子，只怕恨不得亲自跑来迎接，还要拉上当地名流，铺陈设宴好好款待一番才觉心安。
即便是现在，我路过某地之时，当地官员虽然不好亲自来见，却也一定会派人前后打点，送上一些新鲜果蔬之类，再派人为我这一行人安排食宿或者开路引路。
高务实笑了笑，没有接茬，只是道：“总之所谓路引，就是封建社会为了限制人口流动，将人口束缚于土地上的一种措施，大明虽然没有广泛的农奴制，但路引制度无疑起到了相似的作用。
要知道自然经济的农业社会里最重要的税就是人头税和土地税，如果人跑了，地荒了，那要上哪儿收税去？因此，为了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就必须限制他们流动。
但是人毕竟有时候还是必须离开所属地的，比如社会总还是需要有人外出经商，而普通人也难免会有探亲访友的需求，于是‘路引’也就出现了。
我是编纂过《大明会典》的，这些规矩我很了解，例如‘若军民出百里之外不给引者，军以逃军论，民以私渡关津论。’
然后便有‘凡无文引，私度关津者杖八十，若关不由门，津不由渡而越度者，杖九十。若越度缘边关塞者，杖一百，徒三年。因而外出境者绞，守把之人知而故纵者，同罪。失去盘诘者，各减三等，罪止杖一百。’你看，这些规定何其严厉。”
刘馨沉吟道：“那这个‘路引’想要得到的话，容不容易？我的意思是，有没有可能只需要搞一个变通的法子来，这样引起的麻烦可能会小一些？”
“当然不容易得到。”高务实摇头道：“寻常人申请路引其实很麻烦，先要向本乡里甲申请，再呈报州县审核，核准之后发给路引。这路引要注明姓名、年龄、住址、出行事项原因、起止地点还有返回期限。
搞得如此复杂，原因说穿了只有一个，家里的地还等着你去种呢，赶紧回家种地去，没事少特么瞎逛！
哦，对了，搞路引的也不是只有大明一朝，这种路引制度其实是所有封建王朝的必然选择，只不过汉唐叫‘符传’、‘过所’，宋朝叫‘凭由’，反正目的都是为了限制人身自由，把人束缚在土地上，稳定社会秩序，只不过换个名字叫法罢了。”
刘馨听他这么一说，不由得担忧起来，问道：“既然这么重要，那你打算找个什么理由来改掉它呢？”
----------
感谢书友“曹面子”的打赏支持，谢谢！
感谢书友“单骑照碧心”的8张支持，谢谢！
ps：本来打算今天上午去搞驾驶人体检，结果临出发一看，哦豁，周六都可以，周日人家医院不办这个业务，只好明天周一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