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过来，如果刘省吾前线需要的物资，莲塘你不能足额供应，最后吃了败仗，那么首罪便是莲塘你了，刘省吾反倒是次罪；而如果军纪不整，发生了一些违我军令之事，则无论战胜战败，飞白你都难辞其咎。”
熊廷弼本来想等王庭撰先表态，但王庭撰似乎陷入了思考，一时未曾言语。
他担心冷了场，元辅面上须不好看，因此便先开口道：“廷弼此去，已然做了马革裹尸的准备，既然死都不怕，自然也不怕杀人。今日元辅既然说得这般明白，那廷弼也敢立下军令状：若此战军纪败坏，作奸犯科者我先斩之，而后请元辅斩我！”
这番话熊廷弼说得斩钉截铁，高务实一拍桌子，大声赞道：“好，有担当！不过你此行要遵照的军法却与寻常不同，本阁部待会儿派人把我以往带兵时的军令交给你一份，你照那个办理就好。”
高务实自有一套军令，这件事熊廷弼是知道的。不仅知道，甚至几乎都记得——因为高务实的军令不仅并不复杂，甚至说起来还不如朝廷的军法严苛。
大明的军法说起来是极其严厉的，一眼望去各种“斩”、“斩”、“斩”。举个例子，将领在台上训话，下面的士兵别说交头接耳了，转头往后看一眼，那都是“按例当斩”。
问题是，你这军法严厉成这个样子，它真的还具备较高的可执行性吗？显然不具备。也许开国初期大致上能做到，可是稍稍等个十年二十年，这种制度一定会沦为一纸空文，到最后谁也不放在心上了。
因为，压根没人能按照这种制度带兵——谁知道哪天晚上睡觉就被手下士卒砍了脑袋去。非常
高务实的治军之策就“宽仁”极了，需要论斩的罪名非常少，拢共也没几条。相反，很多按照原本军法来看属于重罪的项目，到了高务实这里要么变成了“禁闭某(各不相同)日”，要么变成了“罚银某(多少不等)两”，甚至有打扫本部(最高到连级)厕所一月之类。
看起来，这惩罚相当轻，甚至让外行觉得儿戏，然而事实上却恰恰相反，高务实军中的违纪行为一贯格外的少。
道理其实很简单，过去说要问斩的几乎都很难真个执行，大家早就习惯了不当回事。高务实军中大多违纪只是禁闭、罚款，看起来没什么大不了。
可是，禁闭在战时是很难执行的，因此一般也会转为罚款，而罚款这玩意执行起来很简单，却真的很要命——你一点小毛病犯了，动不动罚款一两银子，来上几次这个月直接白干，那可太要命了——老子这真是卖命钱啊，哪里遭得住这般不当事！
所以高务实的态度一直都是明确的：法令不必过苛，执法却须常严。
军法存在的意义，是为了让军队能够令行禁止，能够有一套适应战争的行为作风，而不是为了杀掉自己的士兵。相反，动不动就杀掉自己的士兵，只会让军官和士兵之间形成隔阂，乃至不可弥补的裂痕。
如此久而久之，一旦出了什么情况导致军官无力弹压，士兵们聚合起来闹哗变岂不是理所当然？而这又反过来继续加深了双方的矛盾，导致相互警惕，毫无信任可言。
就在此时，王庭撰忽然开口了：“此次西征按照元辅所言，我将坐镇甘州，而刘省吾远在西域。双方相距千里，自然不便由我遥制，此乃题中应有之义，我并无异议。”
高务实悄然松了口气，却不料王庭撰继续道：“不过，我对元辅认定的三件要事忽然有了些明悟，想说出来请元辅听听，看有没有猜错。”
这话让高务实来了些兴趣，笑道：“莲塘请讲，我知无不言。”
“第一件事，清理欠饷。此事归根结底只有一个目的：稳定甘肃民心军心，让当地百姓和当地卫军心甘情愿支持出兵。
第二件事，整理武备。此事是在当地民心军心已有保障的前提下，明确己方实力，从而决定后续补给，确保前线战力。
第三件事，确定权责。此事是为了明晰三大员各自差事，确保三大员权不相侵、责不相坐(连坐)，杜绝互相推诿、互相污蔑等事，合力一处为西征。”
高务实听得颇为欣喜，正要说话，王庭撰却继续总结道：“换言之，首先安民定军，然后蓄势待发，最后文武同心，大军出征——不知元辅以为下官所见得中几成？”
“十成！”高务实抚掌大笑，道：“莲塘见及于此，此战我无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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