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做出反应的是婺源县。婺源县是徽州府仅次于歙县的大县，实力位居五县之首，更是朱子的故乡。婺源知县冬月十五接文，在二十二日即发回申文，以大明的平均行政效率而言，堪称神速。
可惜速度虽然快了，质量却实在有些拿不出手。这篇申文的论点，和此前绩溪杨教谕一样，指称歙县亏欠夏麦九千七百石，被罚补交夏税生丝八千七百八十匹，历年输送，与其他五县无关。至于“人丁生绢”，那是南京承运库的事，更与地方无关。
这个论点当然破绽很大，毫无新意。不过这也没办法，一共只有几天时间，婺源县令再有才，也不可能跟帅嘉谟精心准备了几年的证据相匹敌。
不过该县令到底也非庸手，他在申文里，还提出了一个四两拨千斤的方案：查阅黄册。
所谓黄册，乃是朝廷重要的赋税档案，上峰征派赋役，都要依据黄册来施行。它是第一手资料，最具权威。
婺源县的逻辑是：如果《大明会典》和府志记载无误的话，那么在黄册的原始记录里，一定会有相应记载，后者的可信度要高于前者。因此只要去查黄册档案，自然就知道谁对谁错。
按照规定，黄册会抄送数份，不仅本县、本府都有保存，还会抄送南京户部留底。你可以说本县本府存的黄册可能会被篡改，但南京户部的留底，不可能被你某个地方的官员篡改，绝对是准确的，一查便知真伪。
婺源县这个说法独辟蹊径，给解决纷争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除此之外，他也效仿歙县，拉来了本县的一批名人助威。虽然阵势不如歙县显赫，却也有四位进士出身的致仕高官压阵——这就是南榜进士竞争激烈的原因，这才区区一个徽州，就牛到这个程度，只是辖下两县，就能拽出这么多名人，还全是活着的。
三天之后，绩溪县再次加入战团，同样也是知县领衔。
有了婺源争取时间，绩溪县准备得更加充分。其知县选择了另外一个辩驳策略，把突破口放在了“独征生丝”之上。
帅嘉谟此前有一个质疑，说徽州有六县，为何独独在歙县征收生丝？这根本不合理，所以一定是六县均输。他还举了很多例子，比如常州府进贡茶叶，《会典》里就写明“征于宜兴县”；宁国府进攻木瓜，也写明由宣城县专输。所以如果朝廷单独在歙县征收生丝，《会典》一定会明确写出来。
也就是说，这是物产变迁所导致的历史遗留问题，但那还是你们歙县自己的问题，不能推卸给别人。
至于说《府志》上为何没提歙县原本有桑这件事？休宁县令认为很简单，因为歙县本就是徽州府的治所所在，《徽州府志》是歙县籍的官员带头修的，他们当然得掺私货啊！
休宁县的第三招，则对准了帅嘉谟抱住不放的《大明会典》。
为什么在《大明会典》的记载里，只写“人丁丝绢”征于徽州府，没写征于歙县？休宁县的解释非常简单，就三个字——没必要。
会典是从布政使这一级进行记录，没有必要记载到县这么详细。更何况每一府都有自己的情况，拿外府的例子来质疑本府，实属荒谬。
休宁县的回答，可以说是目前为止五县反击中最犀利的一个。这三招下来，拳拳到肉，招招见血，就算是帅嘉谟已经到案，与他当面辩论，恐怕也会非常棘手。
相比之下，同一天交作业的祁门县，申文就写得毫无意义，无非老生常谈加哭穷而已。不过这也是没办法，因为祁门知县正好开缺，申文是由县丞代理回答，该县丞是个老举人出身，果然还是比不上进士老爷的水平。
前面已经珠玉在前，黟县知县就显得轻松多了。在申文里，他心不在焉地重复了一遍前几位知县的意见，然后说了句略带萌感的风凉话：“歙县那么大，就算减了丝绢税，也不过是大江之上去掉一条船而已；我们黟县现在穷得只差当掉裤衩，再加哪怕一点点赋税，那就和久病之人吃了乌头一样，当场就要死了啊！”
高务实把这些情况说给帅嘉谟一听，帅嘉谟就急了。
他先对高务实这一路的照顾表现感谢，然后请求提前南下回徽州，跟五县好好论战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