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朝哪代都不缺聪明人，大明朝廷也是一样，难道看出京营问题的根源很难吗不难，对于很多官员来讲，这个根源并不难找，只是没法说，没法解决罢了。
都知道大明正统年间，由于英宗盲目出塞，导致土木堡之变，此战明军在京精锐尽失，成为大明军事力量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英宗之后，明军实力从太祖、成祖时代的巅峰逐步下滑，其中虽有多次改革图新，然而颓败的趋势却从未扭转。
很多后世之人把这件事看做京营衰败的源头，认为从此之后，勋贵集团被文官集团压制，于是导致了大明军事力量的下滑。
瞎说。
举个例子，巅峰时期的唐朝不是贞观之治时期的大唐，而是高宗李治时期的大唐，当时的唐朝已经进入文官时代，但是却达到了盛唐扩张的极限，乃至后续经过武周、中宗等，一直到玄宗早中期，大唐的实力也没有明显衰落，难道那个时期的大唐不早就是文官时代了
国内的例子有人不信，那说国外吧。巅峰时期的荷兰，是商人时代，也可以算文官时代；巅峰时期的英国，没听过哪位牛逼将领敢不听唐宁街10号的吩咐吧那也是文官时代；巅峰时期的美国罗斯福难道不是出身“文官世家”，而是“武将世家”
有人要说了，这些都没用，宋朝的例子怎么破啊不就是因为文官暗弱，压制武将，这才导致“弱宋”出现吗
这话要分两方面来说，第一方面，宋朝其实并不算弱，强弱是要看敌人的，大家所谓的“弱宋”，顶住了基本还在强盛时期的大辽；以半壁江山为代价顶住了巅峰时期号称“满万不可敌”的女真金国；又以半壁江山扛住了横扫欧亚的蒙古四十四年这很弱吗
就拿蒙古来说，我们先看一看蒙古人灭国的速度：1206年，灭高昌回鹘王国；1206年，灭西哈剌鲁汗国；1206年，灭东哈剌鲁汗国；1218年，灭西辽帝国；1220年，灭后辽帝国；1222年，灭花刺子模汗国；1227年，灭西夏帝国；1231年，灭高丽王国；1233年，灭东夏帝国；1234年，灭金帝国；1236年，灭钦察汗国；1239年，灭罗姆苏丹国；1240年，灭基辅罗斯公国；1241年，灭波兰公国；1241年，灭匈牙利大公国；1241年，灭波西米亚王国；1241年，灭亚美尼亚王国；1241年，灭格鲁吉亚王国；1241年，灭奥地利大公国；1241年，灭保加利亚；1241年，灭摩达维亚；1241年，灭威尼斯共和国；1253年，灭大理王国；1258年，灭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1269年，灭东辽帝国；1279年，灭南宋帝国。
蒙古西征，才花了多少点时间就饮马多瑙河、兵抵地中海了灭辽吞宋的金国，在蒙古面前扛了几年区区半壁江山的“弱宋”却扛了四十四年，还打死了蒙古大汗，这很弱吗
不，这只是说当时的蒙古的确是游牧民族的最高光的时刻，跟开挂差不多罢了。而且要不是蒙古人在西征过程中发现了阿拉伯人工程器械和回回炮，它搞不好还拿不下半壁江山的“弱宋”。新八一中文网首发 ....
另一方面，宋朝的文官和明朝的文官风格其实根本就不同，虽然大家都搞理学，但宋朝因为开国时期就被草原王朝教训了，所以文官集团整体比较畏惧草原王朝。
明朝则正好相反，它是踏着蒙元帝国的尸体建立起来的它的太祖太宗成祖是嘉靖改的压着蒙古人撵鸡赶狗一样追着打了大几十年所以哪怕出现了土木之变，皇帝都丢了，也先甚至都开始考虑要拿多大的好处了，结果呢
于是也先发现，合着老子手里这不是个香饽饽，是个烫手山芋啊
所以土木之变后，蒙古人其实根本没捞到什么好处，这事儿谁主导的以于谦为首的文官集团
这下清楚了，大明的文官集团根本不怕战争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文官集团只怕是中国历史上最好战的一个文官集团
那么问题就转回来了，既然这个文官集团如此好战、如此刚烈，连跟人谈和都视为不能容忍的耻辱，那为何大明的军事实力还是不断下降呢
甚至大明搞了几次军事改革，也没能抑止这种下降的趋势，顶多也就暂时性的延缓了一下呢
因为根子就歪了。
朱元璋这位丝毫不懂经济的太祖，制定了一个必然会快速崩坏的卫所制度作为明军的根本制度，而且还特别喜欢搞“祖训”，要求子孙后代不得违背，这才是后来那么多名臣名将都救不回大明来的真正原因。
不可否认，朱元璋所创建的卫所制度在元末明初战乱年代，确实能够提供明军充裕的兵员以及粮草。然而随着国家的安定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土地兼并会自然而然的出现，卫所制度所赖以生存的土地，肯定会被逐渐固化的阶层占据，此制度因此就从根本上遭到了破坏。新八一中文网首发 ....
正统十年，边防大将蒋贵上疏：“大同、宣府诸塞下，腴田无虑数十万，悉为豪右所占”，连大同、宣府这等军事重镇之中军田，被占据的现象都如此严重，其他地区可想而知只能更甚。
果然，十余年后，形势非但未曾有所改善，反而进一步恶化。正统二十二年，“黄绂出见士卒妻衣不蔽体，叹曰：健儿家贫至是，何面目临其上”
作为保家卫国的军人，竟然到了妻子衣不蔽体的地步，可见明中期军士地位何其低下，生活何其艰辛。
明中期“海内燕安”，各地边军闲来无事，于是朝廷频繁调动各地外戍兵卒入京驻防，谁知踏入京城的大明将士却发现，自己成为了朝廷各衙门以及勋贵们的奴隶苦工，什么事都要他们去办，尤其是各种工程，不去雇佣工匠，偏让军兵去做。
因此，士卒都不愿到京轮防，而常常耽误期限，朝廷却仍然不恤军情的对其重罚，轻者前往边塞罚班数月，重者长达年余。在这种极端严苛的军事制度下，军人的地位跌至低谷，因此士卒的大量逃亡乃至兵变，便不可避免的在各地卫所相继发生。
弘治年间，明孝宗朱祐樘意识到国家正步入衰落，便从经济民生、朝堂政治等各方面进行了改革。孝宗这个人还是相当不错的，宽厚仁和、勤政躬亲、励精图治，朝堂上下为之一清，史称“弘治中兴”。
然而军事方面的改革却是积重难返。弘治元年，时任兵部尚书马文升便上言“虽解到卫所，随逃者十常。”即便经过对将领家臣的清理，却也只清出了百分之二三，相较于大量兵员缺额，这只是杯水车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