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民田为两万一千五百九十三顷，与永乐初年相比增加了一万五千顷以上。此时屯田只占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五点三七。
嘉靖四十四年年，屯田额为一万零九百二十四顷，较正德三年又减少了七千顷。民田为两万七千四百九十一顷，较正德三年增加了近六千顷。屯田占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二十八点四四，明显下降。
嘉靖以后，辽东经济的第二个变化就是日渐残破。嘉靖年间以前，辽东军屯虽日渐衰落，但民田却在不断增加。然而嘉靖年间以后，军屯、民田均在日益减少。
比方说去年，也就是万历十年，辽东有军屯八千九百零三顷，民田两万四千一百八十八顷，总耕地面积为三万三千零九十一顷。
这和嘉靖末年相比，军屯减少了一千多顷，民田减少了三千多顷，总的耕地面积减少了四千多顷。如果高务实的记忆没错的话，这种发展趋势，在原历史到了万历末年至崇祯年间时期，还会更加严重，原因多样，暂时倒没必要提。
辽东经济的残破还表现在大量辽民逃亡。弘治元年，辽民“逃亡日多”。万历七年，整个辽镇“军民逃亡者半”。
有的“窜伏山东海岛渔海以居，率皆避重就轻，往而不返”。有的逃至女真居地，为女真贵族耕种、役使。
历史上到了最后期，辽东“少壮强勇之夫，亡入建州什四五。”开原道兵备金事潘宗颜写道“职前往还铁岭，一路居民百十为群，或十为伙，无论五六十起，纷纷遮告，泣称草豆寻买不出，地方所产已尽，兼称春种俱绝。见今各民糊口无粒”，只好逃亡。
现在的情况还没有那么严重，但也开始有这种趋势了，尤其是在李成梁执行的作战思路之下，不怎么“守土”，而是倾向于去攻击对方的兵马，这样就造成一些地区总是受到兵灾，经济方面当然就一日不如一日了。
经济残破造成辽民逃亡，辽民逃亡又加速和加重了辽东经济的残破。这已经是一个死结，只有改变李成梁的这种作战思路才行。
辽东的经济状况，大体上可划为三个地区。一是辽河以西地区，这里经常遭到蒙占诸部的侵扰。自山海关以东，宁远、锦州、义州一带是“地多沃而反荒”，“村田巳尽”，“三百余里不见村落，近广宁稍有村落，而三两落落如晨星。
自广宁东至三岔河一百八十里，黄沙白草，一望凄然。”“地荒芜，而耕种无丁，粮拖欠，而项纳无人。其荒凉程度，“虽有沿边各堡，堡中军民多者不过四五十家，少者才有二十家”。
二是辽河以东，辽阳以北地区。蒲河、汛河、开原、铁岭一带，“三面环夷”，这个地区在王杲、阿台时期是“有田而军不敢种”，当然民就更不敢种了，土地只好任其荒芜。
三是辽河以东，辽阳以南地区。这里三面临海，较少受到蒙古的直接威胁和骚扰，在士述两个地区经济残破之时，这个地区就成为“全辽根本之地”。尽管这里“地无遗利，然多山坡、沙碳，所收较薄”，也挽救不了全辽经济残破的总趋势，而月蒙占与女真诸部也都早有“垂涎之意”。
现在高务实打算把这三块地方捏合在一块，但分不同的重点来发展。
辽南属于“内线”，那边不容易遭到兵灾破坏，所以之前的辽南计划照常执行。除了辽南之外，辽南稍微往北，也就是辽阳片区则是重点的工业区，主要就是依靠正要开工的鞍山铁矿和辽阳铁厂来带动，这片区域被高务实划归到辽南计划。
而辽西地区，他的想法就是一定要改变李成梁现在的打法，不能总让蒙古人动不动就杀进关内抢掠。
因为对于蒙古人而言，抢掠的收获其实有限，但偏偏对于大明而言，抢掠造成的破坏却很大，这局面一年两年可能不打紧，八年十年那就坏事了。李成梁的打法虽然给他自己捞到了许多军功，也造就了一个军功集团，但对辽西经济的损害却是极大。
至于辽北地区，这的主要对手更复杂，西北有蒙古，正北、东北、东面都是女真。女真目前还不算特别不老实，但趋势已经有些不好，高务实正在想法子改变。
但是不管怎么改变，都跟辽东的战守之策逃不开关系，一句话天天挨打是发展不起来的，游牧民族总挨打还能跑，大明这种农耕民族那真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人就算可以跑，田地跑不了啊。
所以辽东就算有辽南种植了玉米，甚至在几年内发展起来，但光靠一个辽南就想挽救整个辽东的经济还是很难的，辽西辽北的局面不改变，辽东总要从外面输入粮食才行。
安南方面的粮食“出口”看来还能持续一段时间，至少可以维持到高务实改变整个辽东的战守策略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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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元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