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与六部尚书选拔注重行政能力是截然不同的，这时期的六部尚书中像何文渊、王翱、李秉等都是经过地方与中枢的行政历练，从知府、推官等地方官升迁至中枢后，累迁至尚书之职的。
刚才曾说，如果按照过去的规矩，高务实做了户部尚书，基本就绝了入阁的路，这和早几年高务实外任广西巡按时被很多人看衰是同一个道理，这是有例子的。
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曾担任过吏部尚书的王直，他的仕宦经历充分体现了内阁与六部尚书的制衡性。
王直，江西泰和人，永乐二年1404进士，授庶吉士并“事文渊阁”。他也是内阁成立以来第一批选拔入阁观政学习的新科进士。最终三年考满之时，王直得以继续留任内阁，“俾属草”。
当然严格意义上讲，王直并非真正的阁臣，没有殿阁大学士的名与实，仅可以看成是阁臣的候补。
王直的内阁生涯一直持续到正统五年1440左右，入阁三十余年，不论是文采还是能力，都备受推崇，“中外咸倚重之”。而且杨士奇、杨荣等阁臣在正统时年事已高，即将致仕，王直又与杨士奇有同乡之谊，成为正式阁臣本来是水到渠成之事。
但是意外发生了，王直此时与杨士奇发生了嫌隙，杨士奇之子杨稷“居家暴櫍乡民甚苦之”，王直曾就此提醒杨士奇，不料杨士奇却被其子蒙骗，认为“抑庵王直忌其功名，妄为此语”，由此嫉恨王直，随即将其排挤出内阁
王直出阁后担任礼部侍郎，随后于正统八年1443升迁为吏部尚书，并一直任职到天顺元年1458。任职期间，杨士奇于正统九年1444病逝，而内阁马愉、曹鼐、陈循、苗衷、高谷等人的地位和威望均无法与其并列，且自景泰二年1451开始，由于王直年老体衰，先后任命何文渊、王翱为吏部尚书辅佐管理部事。
可以说，王直入阁的所有阻碍已经基本清除。但实际情况是，王直此时仍旧担任吏部尚书之职，与宣德时期的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元吉解部事以备顾问大体相同，也就是说，此时的官员若先升尚书，则无入阁之机会因为此时的内阁，整体上来说还是“秘书”这个属性更重。
王直晚年对此也曾感叹道:“西杨不欲予同事内阁，出予理部事，当是时不能无憾。”结合王直的仕宦经历，这种遗憾在针对杨士奇的同时，显然也与当时的政体阻断其回归内阁之路不无关系。
此外，内阁在正统时期获得的“票拟”之权，与六部尚书的行政权也具有很强的制衡性，对此解释最为精辟的要属高拱。
高拱在三乞天恩辞免兼任疏中提到“我国家之事，皆属部臣题行，阁臣拟票。或未当，则为之驳正或未妥，则为之调停。不嫌异同，务在参伍。所以事多得其理，而人不敢为奸，是阁之与部不容混而一也
今内阁平章重事，吏部进退百官，皆权所在也。臣既忝阁臣之先，而仍总吏曹之职，则操权不亦太重乎权太重，非惟臣难以居，而国体亦非所宜。”
这是高拱第三封请辞兼任吏部尚书的奏疏，其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中枢权力结构中内阁与六部职权是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的，这也是朝廷在废除丞相制度后，精心设计的外廷运行和制约机制，如若两者归于一处，则操权太重，严重威胁皇权的稳固和国体的稳定。
当然，这里也有点特殊，即吏部尚书到底与其他尚书有别，高务实如今这个户部尚书到底不如吏部尚书那么敏感。
“万事开头难”，高拱以首辅兼任吏部尚书之后，无论是阁老身兼尚书，或以尚书位进阁老，都变得常态化了。
换言之，内阁与六部不再如早年那般泾渭分明，现在不仅是开始融合，甚至出现了上下级之分内阁统领六部。
当然这个并不绝对，原历史上在万历朝时，一旦首辅性格软弱，亦或者得不到皇帝的强力支持，六部也可能反过来架空内阁。
戚继光等人之所以不敢对高务实有丝毫不敬，一则是高务实入阁可期，这一点人尽皆知；二则此时户部、兵部都是实学派的主场。
在高务实头顶管着他的阁老是张学颜，其为实学派大佬，同时也是高务实一直以来的重要支持者，可想而知会绝对支持高务实在户部的展布。
而兵部方面虽然戎政侍郎暂时缺位，但戚继光料定这肯定是因为此次内阁与七卿的变动来得过于突然，实学派本身也有些措手不及，所以还没来得及推举人选。
戚继光认为，这个新任戎政侍郎大概率还是会从实学派中产生，而且很有可能皇上会召见高务实，让他推荐继任者这也算是个传统，就像当初潘晟把徐学谟推上来一样。
有了这样的判断，戚继光等人自然继续恭恭敬敬，而朱应桢、张元功等人也自然还得赶紧投拜帖求见高务实。
于是，高务实最后一次在兵部接见了他曾经麾下的禁卫军诸将，面授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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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章或者说下半章会把新的内阁、七卿名单列出来一下，以免大家看得不记得了我还是记得的，而接下来要“换副本”了。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