嘴上说不而身体很诚实，这又不是什么奇怪的现象。
然而高务实想要改变商人的地位，朱元璋的极端仇商却是一个绕不开的坎。
虽说“重农抑商”是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王朝的基本国策，但是朱元璋开创的大明王朝却是打击商人最严重的。
那么，为什么朱元璋相对于其他开国皇帝，是最打心底里仇视商人呢？高务实认为主要原因应该有两个。
第一个原因：朱元璋就是穷人出身，且直到做了皇帝，对于早年的记忆也依旧无比深刻。
老朱是最底层的穷人，别说上不起学是肯定的了，他早年又是放牛又是当和尚，结果闹饥荒时连和尚都当不下去，只能去沿街乞讨。
那个年代的仇富心理几乎是根深蒂固在每一个穷苦人民的心中的。对于吃不上饭，只能沿路乞讨的朱元璋来说，他非常想不通，想不通为什么那些富人、商人越是在闹饥荒的时候，还越要抬高粮价，甚至宁愿倒掉、给家里的鸡鸭猪狗吃，也不愿意施舍给贫民百姓。
咦，这个剧情似乎很熟悉：资本家倾倒牛奶、淹死牲畜、点燃棉花……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这可是高中历史必修啊。
太有画面感了，这不就是同一出戏吗！
可是，这事的论证结果真的是“资本家乃万恶之源”么？恐怕不一定，这是市场经济规律所导致的，无论古、今、中、外，其实都一样。
然而市场经济理论对于朱元璋而言既没有听过，大概也不认同，他一直把自己当做穷人的代表，而在穷人眼里，这个问题的根源就很简单：根源就是他们这些可恶的商人，他们没有丝毫的同情心，眼里只有钱！
那怎么办？穷人只能选择造反，所以朱元璋在当了皇帝之后，也是一个处处维护农民，想方设法打压乃至于反过来剥削商人的“农民皇帝”。
翻身农奴把歌唱嘛，这种心态完全可以理解。
至于第二个原因，则在于他的主要对手张士诚、方国珍都是商人出身。
张士诚、方国珍这俩人都是盐贩子出身，张士诚在江浙一带自称吴王，因其为人慷慨仗义，在当地百姓之中有很高的威望。即便后来朱元璋打败了陈友谅，实力大增，但江南沿海地区的人们还是更中意张士诚，反而对朱元璋这个“土老帽”不屑一顾。
至于方国珍，看看朱元璋对他的评价就知道了：“方国珍鱼盐负贩，呰窳偷生，观望从违，志怀首鼠。”——这个人就是一会儿降元一会儿反元，一会儿降朱一会儿反朱，十分不讲信用。
那么推而广之，朱元璋得出的结论就很明显了：但凡商人都不是好东西，全是些混账王八蛋，根本无可救药。
众所周知朱元璋是个喜欢迁怒的人，因此朱元璋甚至对于“盛产商人”的江浙一带整体都很恼火，以至于在开国后，在其他地区都轻徭薄赋、免租低税的情况下，却惟独对江浙百姓课以重税。
只不过他在这事上搞混了一个概念，导致某些很搞笑的阴差阳错：他当时不承认商人身份，导致不承认“商籍”，而既然商籍都不是朝廷所承认的，那么商税自然也就收无可收。
结果这重税不仅没有“害”到江浙一带原有的商人，反而逼得那一带原本不是商人的很多农民也纷纷“改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去从商了。
这也是为何原本的“苏湖熟，天下足”变成了“湖广熟，天下足”——种粮食不划算了啊，我种桑养蚕多好？再不然，那就去跟着人家当“倭寇”，做那无本生意算了！
“穷则变，变则通”，江南百姓哪怕没读过书，但这道理显然大家都懂。
问题的根源是找出来了，可是要怎么改变呢？高务实又不会招魂，不可能把朱元璋从孝陵里请出来，跟他把这些道理掰扯明白。
那就只有双管齐下，一是拿儒家经典为自己的做法找理论依据，二是顺着朱元璋的意思念歪经。
前者他方才已经简单阐述过了，程文和胡执礼肯定都懂。后者他其实也颇有经验——他此前搞“军工私营”和上《纾驿路疏》时都干过。
一言以蔽之：吾欲从祖宗之本意，未必行祖宗之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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