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高务实在这儿，他肯定知道这位“伯修”为何对他如此看法。
事实上，这位“伯修”与高务实本就“三观不合”。
伯修是他的字，其号玉蟠、又号石浦，湖北公安人，大名袁宗道。
虽然在明末提及姓袁的人，大部分人第一个恐怕会想到袁崇焕，不过袁宗道与袁崇焕确实毫无关系，这位老兄的盛名也不在官场，而是在文林。
袁宗道生于嘉靖三十九年二月十六，在湖广公安县长安里出生。万历十四年礼部会试第一，殿试中二甲第一名进士(传胪)，次年也就是今年授庶吉士，任翰林院编修，直接入内阁观政，且被“分配”到首辅申时行身边，可谓前途看好。
观政嘛，某种程度上就是实习，而观政进士又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后世的领导秘书，这可不得了。
众所周知，“领导身边的人要当领导看待”，因为很多时候想见领导并不容易，只能见到他身边的秘书。这秘书的一言一行，究竟是他自己的意思，还是领导所授意的，旁人不得而知。不得而知，那就只能通通当做领导的意思看待，否则出了事怎么办？
官场之上，最糟糕的事情之一就是不能领悟领导的意图，因此“秘书”的地位从来都是跟领导的地位直接挂钩的。
袁宗道既然能在申时行身边观政，地位当然很独特，虽然他来申时行这里还没多久，但在外头已经被很多人看好其前途了。不过，这里要说的是袁宗道为何能来给申时行当“秘书”。
理由有两点：其一，他是二甲第一名。由于一甲的三鼎甲去向是明确的，都是直接留在翰林院，通常一进去就会被安排事情做，所以三鼎甲很少来内阁观政，于是二甲靠前的那些庶吉士们，就成了观政的首选对象。袁宗道身为二甲第一，“分配”给申时行是合情合理的。
其二则是袁宗道的文林地位。别看袁宗道今年还不到三十岁，但他在文林的地位相当不低。缘由可能是其比较独树一帜：在复古派极盛一时的情况下，他独推白居易、苏轼，成为公安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公安派是明代后期出现的一个文学流派。“公安三袁”是公安派的领袖，在后世看来，以袁宏道声誉最高、成绩最大，其次是袁中道，袁宗道又次之。
不过那是后话，是后人的评价，在今年——万历十五年的时候，袁宗道的名声才是三兄弟之中最大的。不仅因为他是三袁之中的长兄，而且也是兄弟之中的第一个进士。
后世名声最大的袁宏道要到万里十九年才能考中进士，而袁中道的进士之路就更加坎坷，到了万历四十四年才得以考中，而当时袁宗道都已经死了十八年了——袁宗道死得很早，万历二十八年就突然死了，据说是“惫极而卒”，终年仅四十岁。这也可能是他后世名声不及两位弟弟的原因之一。
自弘治以来，大明文坛即为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以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
其间虽有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不足以矫正其流弊。而“异端思想家”李贽针锋相对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的观点，也算振聋发聩，他和焦纮、徐渭等人，实际上成为公安派的先导。
本来文坛风向就比较善变，高务实名动天下之后，很多人以为他会掀起文风变革，谁知道高务实对此没什么兴趣，即刚才袁宗道所说的“高求真以六首状元闻名天下，孰料此后却并无佳作传世”。
既然最有希望一改前后七子古风风格的高务实懒得干涉，袁宗道的机会自然就来了。(注：本书的着重点不在文学史，这里就懒得分析了。)
虽然通过批评前七子(目前对后七子的批评还不多)获得了很大的名声，但正所谓“武无第二，文无第一”，袁宗道对于高务实的态度实在好不到哪去，认为高务实对于文坛的贡献可有可无——不过搞了些蒙学读物，算什么大才？
爱屋及乌，恨屋及乌，这种心情又让他对高务实平时的做派也不满起来。他认为高务实亲自涉商是与民争利，怂恿皇帝出兵缅甸等地是滥用民力，实学派收商税也是穷尽民财，而漠南大战乃至于西怀东制国策都属于好大喜功。
他把这些话毫不掩饰地说给申时行听了，申元辅才知道此子虽然言出无状，但从思想上来说倒还能算是“自己人”，不由得把刚才对他的恼怒又抛开了。
申时行微笑着鼓励道：“伯修确有见地，只不过如今实学当道，皇上也……嗯，也欲成二祖列宗之愿，我虽忧心忡忡，却也始终不知该从何处下手，方才……你也看见了。”
袁宗道微微扬眉：“欲批判一文，则此文总需先成，否则从何批判？欲批判一人，总需此人先做其事，若无其事，则无其害，又从何批判之？”
申时行目光一闪，沉吟道：“你是说……先静观其变？”
袁宗道微笑道：“新郑伯侄能有今日之势，归根结底无非新政二字，其既为新政，自是要改旧法。改旧法则必有人受创，受创虽苦，然不苦何以感同身受，何以知晓元辅厚德？是故，元辅何必担忧新郑新政？依学生之见，新郑不出新政，或可维持今日威势，一旦新政出台，便是其败亡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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