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我知道。實話說，這也和我們現在局面有關。”張梟說,“一個是農業口和輕工部門還有建立棉紡織工業的計劃，所以她去那裏，其實還代表了這兩個部門的意見。畢竟香山沙地多，種其他東西不行，種棉花還是湊合的。”
“這是一羊也放，兩羊也趕的思路啊。”林默天笑道。
“呵呵,俺們元老院一貫就是這個調調。老想一巴掌拍死五個蒼蠅。”張梟苦笑道。
“就是容易消化不良。”
“消化不良是肯定的。你看咱們現在這個狀況，說是全取兩廣,創造了奇蹟。其實也可以說是人心不足蛇吞象，現在的局面是進退不能。”張梟嘆道，“當初我是非常反對這麼早就開始兩廣攻略的－－至少再苟個四五年，把各方面的基礎都打好一些。也不至於現在到處顧此失彼了。”
“苟下去當然有好處，可也有壞處。至於什麼壞處，有些話也不便多說。”林默天頗爲含蓄的笑道。
“你不說我也大概知道。”張梟也笑了，“畢竟人不是機器，都是有私心雜念的。分配也是個大問題，所以嘛，當權派急着要把蛋糕做大。”
“你明白就好。”林默天其實對兩廣攻略的發動時機也是有看法的－－過早的發動大陸戰役實際上把他們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一整套勉強還算湊合的衛生醫療給大幅度的稀釋了。更不用說大陸攻略之後突如其來的防治傳染病、地方病帶來的巨大壓力。
“閒話少說，我來告訴你爲什麼香山這個地方很不合適。”張梟說，“珠江三角洲目前仍在淤積形成當中，現在的海岸線與四百年後差異很大，海岸線大致在中山北部地區，也就是明代的香山。中山北部的西海十八沙宋代後已全部形成坦田,而東海十六沙目前也已基本浮露成田。但是，雖然北部的小欖、古鎮、南頭、橫欄、黃圃、港口、三角、民衆等範圍內有大片沙坦生產,居民點卻十分稀少，只有靠近邊緣、地勢較高的小欖、古鎮、海州、大小黃圃等地,在宋代建村後得到較大發展。衆所周知，桑基魚塘是一種勞動密集型的生產方式，桑園要接近蠶房，離居民點不能太遠，你知道這意味着什麼。另外，東海十六沙這片正處於不斷浮生的沙田地區，無山崗可以屏障，受鹹潮威脅很大。最重要的是，這帶沙田爲外籍地主所有，番禺、南海、新會、順德各縣豪強都到香山佔耕，隨田寄籍於上述各縣。儘管當地農民可能早有築堤墾殖，但地主豪強勾結官府，以低價買下一大片浮生中的沙坦，往往把農民已墾耕的土地指爲無主荒地，佔爲己有。”
說到這裏，張梟又把話給轉了回來：“但話又說回來，我能理解李幺兒爲什麼不選西樵。”
“爲什麼？少賣關子了。”
“因爲明人方豪說：‘西樵者，非嶺南之西樵,天下之西樵也。西樵者,非天下之西樵，天下後世之西樵也’！”張梟一臉嚴肅地答道。
“水很深？坑很大？”
“水之深，坑之大，一鍋端不下。”
穿越的早些年，張梟因爲興趣的關係協助張好古、黎卓賢等元老整理過明代史料，對珠三角地區的情況還算了解。
廣州人採樵羅浮山，謂之東樵，採樵錦石山，謂之西樵，所謂“南粵名山數二樵”。西樵地處西江、北江航道流經地域，是典型的嶺南水鄉，域內河網交錯，河涌十多條，總長度一百多公里，將域內各村連成一片，並可外達佛山、廣州等地。西樵山出產石材、茶葉，通過水路和圩市，行銷遠近。明清時期，全境共有圩市七十八個，即使是與元老院治下的臨高特別市轄區相比，也毫不遜色，可見地理條件對商業繁華的影響非同一般。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西樵山在正德、嘉靖年間，山上書院、精舍林立，其中最爲著名稱爲四大書院，分別是湛若水創建的大科書院和雲谷書院、方獻夫創建的石泉書院、霍韜創建的四峯書院。四書院因方、湛、霍的倡學而大盛，這段時期廣東名士輩出，四書院成爲此後數十年間廣東士大夫一個重要的講遊之所。清代劉子秀評價到：“當湛子講席，五方問業雲集，山中大科之名，幾與嶽麓、白鹿鼎峙，故西樵遂稱道學之山。”方獻夫的《西樵遺稿》中記載了他與湛若水、霍韜二人在西樵切磋的情形：“三院鼎峙，予三人常往來，講學期間，藏修十餘年。”王陽明致信湛若水時稱：“叔賢（方獻夫）志節遠出流俗，渭先（霍韜）雖未久處，一見知爲忠信之士，乃聞不時一相見，何耶？英賢之生，何幸同時共地，又可虛度光陰，容易失卻此大機會，是使後人而復惜後人也！”可見王陽明對三人的論學期待之高，希望他們珍惜機會，時時相聚，爲後世儒林留下千古佳話。
有明一代，廣東官私書院總共超過二百九十所，遠超唐宋元三代之和，南海縣就有十八所。雖然受明代政治鬥爭的牽連，全國各地的私辦書院在嘉靖、萬曆兩朝都受到禁燬，廣東書院在天啓、崇禎兩朝書院數量已經回落，講學之風式微，但書院存在的意義便是爲封建統治階級培養預備隊，同時還承擔着民衆和整個社會起到潛移默化、化民導俗、推行封建倫理的作用。書院的學規、規條、章程甚至連書院的楹聯、碑刻、匾額都透射出某種價值意義和教化作用，影響着一代又一代的生徒和民衆，對他們的人格、品德以及性情產生重大的影響。嘉靖初年，廣東提學使魏校把廣州府觀音閣、悟性寺、迎真觀、天竺寺和仁皇寺改爲濂溪、伊川、明道、崇正、晦庵五所書院，並祀奉周敦頤、程頤、程顥和朱熹，書院的祭祀活動向社會開放，除了書院內部人士外，官員士紳、學者、普通民衆也有機會參加，不同階層的社會人員參加書院的祭祀活動，其實就是接受倫理道德的教育和儒學的洗禮，書院祭祀的影響遠遠超過追悼先賢、傳承學術的範疇，可以說起到了與西方教堂類似的作用。
已在明中葉一百多年時間裏深受儒家文化薰陶並創造出自己思想文化傳統的廣東人，再也不自視爲南蠻之人。他們可以與最爲頂尖的理學家談道論學，也可以與文壇鉅子酬唱往還。伴隨着講學之風式微的，是文學之風興起，廣東詩社鼎盛。嘉靖至明末，廣州府城的詩社大大小小十多個，其創始人，或多或少都與西樵山有聯繫，西樵也成爲後來廣東文人士大夫的避亂棲身之所。
另外一個重要的社會變化是，從明代中葉開始，廣東地方出現了鄉村軍事化的趨勢。黃蕭養起義爆發之後，明廷無法鎮壓，不得不求助於地方豪強，一部分村鎮在地方士紳的率領下，迅速形成了地方軍事組織，與黃蕭養起義軍進行了殊死對抗。黃蕭養起義被鎮壓後，隨之而來的是地方秩序的重整以及地方權力的重新分配。著名的佛山鎮便是在這場動亂中堅決地站在朝廷一邊，作爲回報，他們的神靈得到了封祀，地方豪強對地方的控制力也進一步擴大。
南海的九江也和佛山一樣，利用山川之險，參與了對黃蕭養的鎮壓。黃蕭養進攻廣州不克，四散劫掠，由水路進攻九江。九江人鎮守禮山、馬山、鎮山，敗之。黃蕭養死後，禮山更名“忠良山”，九江也得到了豐厚的回報。景泰元年，明代宗賜南海九江爲“儒林鄉”。由於動亂不斷，盜匪橫行，廣東鄉村軍事化的現象在明清之際達到頂峯，地方村落廣建寨圍以求自保，形成“無鄉不寨”的特點，極大地增強了地方武裝的實力。
西江捕撈魚苗的人是疍民，明廷將他們強制編入戶籍，徵收魚課米。但沿江的大量疍戶都參與了黃蕭養的起義活動，在起義失敗之後，這些疍民紛紛逃亡，脫離了明廷的戶籍控制，到了弘治年間，疍戶逃亡殆盡，課稅無從着落，在這種局勢下，兩廣制臺劉大夏奉旨召九江民承西江兩岸魚埠，自封川至高明五、六百里，魚埠八、九百。自此，九江鄉人就壟斷了魚花的捕撈權，從此形成了一股非常大民間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