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莫內參與了舒曼計劃、歐洲原子能共同體計劃和經濟共同體，德法兩國之間的捆綁日益加深。以至於德國推行歐元，法國真的放棄了法郎和非洲法郎的兌換，並且冒着被“德國的童話”拖下水的風險同意了。
在這種條件下，法國和英國合爲一個國家的計劃以近乎於癡人說夢，是不可能實現的了。
丹寧處理的案子，幾乎是全力意圖避免“極大的不公”，比如以“本戴爾案”命名的棄妻案，這樁案子被稱爲“英格蘭法律孕育出的最爲健壯的嬰兒”。
1952年的時候，丈夫爲自由保有地產權人，後遺棄妻子，妻子仍居於該房產中，丈夫後被宣佈破產，該地產的自由保有權歸於破產受託人，破產受託人請求頒佈恢復佔有令，要求妻子離開。
案情的特殊之處在於，妻子並不是法律地位的被許可人，也不是作爲抵押權人的銀行，只是因婚姻關係被丈夫允許居住其中。如果法庭判決妻子離開，房子歸銀行，房租是她唯一的收入，她不知要流落街頭，還可能會斷了收入。
丹寧主張判決妻子勝訴，可是他的路徑、理據絕非與棄妻衡平有關。
他查閱了16、17、18、19世紀的案例，最終在1882年的《已婚婦女財產法》裏找到了一條，那時妻子的地位和家裏的傢俱相差無幾，均屬於丈夫財產的一部分，自身的權利無從談起。
而子該法確定已婚婦女擁有自身財產後，經過1940年代判例法的發展，丹寧認爲在17條的保護下，已婚婦女包括被離棄的妻子，至少擁有不被丈夫逐出婚姻房屋的權力，因該條文將驅逐的權力交給了法官，這樣不被驅逐的權力亦通過一系列判例，被延展至可對抗意圖驅逐棄妻的業主。
丹寧總結道：她並非丈夫的次級租戶，也不是他的被許可人，她僅有自身權利，該權力衍生自她的丈夫，但無論丈夫說了什麼或做了什麼，她仍可以主張租戶對租憑房屋之權利時，即便該主張是以丈夫的名義提出，仍不失爲一項屬於她自身的權力。
如果梅洛普當時遇到了這樣的法官該多好，這樣她就不用流落街頭，最後到孤兒院去生產了。
但梅洛普的情況有點不同，驅逐她的是丈夫，本戴爾案對她的情況是無效的。
本戴爾案涉及破產受託人，通常是銀行，抵押的房子收不回來，妻子的利益被保護了，銀行的利益誰來保護呢？
有法官用“侵害公衆利益”批評棄妻衡平帶來的危害，他認爲棄妻的“隱蔽性”會讓丈夫的債權人陷入“雷區”般的危險境地，威脅交易的安全，是對商業安全之公共利益最大的侵害。
那好吧，正義歸於銀行，那誰來憐憫一個被拋棄的妻子？就是要這麼幹？對嗎？
房子原本是中性事物，現在被賦予了倫理屬性，拋妻棄子如果符合倫理，那麼生了孩子直接送監獄也是一個選擇。
棄妻平衡僅爲不涉及產權的衡平權益，而房屋產權問題不屬於棄妻衡平的範圍，丹寧的判決首先爲棄妻建立一種獨立於丈夫的權力，任何知情的產權受讓人，在衡平法上“均受良心之故而受其約束”，換句話說，如果產權受讓人在接受該產權時得知有被許可人佔有該土地，那麼良心上不允許產權受讓人在明知被許可人存在的情況下仍對後者視若無睹，故衡平法不保護知情的產權受讓人。
銀行大聲叫苦，這要怎麼辦呢？
貸款給以房產爲抵押的人時要多問一句，你是不是離婚了，你妻子住在什麼地方？有多大可能你們會離婚？
這樣處理起來好麻煩，銀行家用不動產做抵押就是圖省事，倘若他還要跟偵探和心理醫生一樣判斷客戶有多大機率離婚，妻子有多大機率被離棄，他要是沒賭中的話虧損全自己承擔了。
所以英國的房地產沒有像美國一樣炒起來，只要資本不流向房地產市場，泡沫就不會很大。而美國銀行家貸款給客戶的時候完全不考慮這些問題，甚至包括客戶能不能按時還款，這也是下一輪經融危機的起源。
高盛想出來的辦法是把希臘給炸了，轉嫁國內的政治危機。
法國大革命的時候，女人被逼到走投無路，拿着圍裙去包圍凡爾賽宮，如果丹寧將正義和憐憫都給了銀行，那麼被逼到無路可走的女人只有一條路可以走，包圍白金漢宮，向國王請命。
這可能會造成社會動盪，也有可能會讓本來就沒有多少生育意願的英國女人更有理由不結婚生子，畢竟英國不是俄羅斯，斯大林一聲令下就涌現了好多“英雄媽媽”。
盧修斯告訴西弗勒斯，波莫娜曾經試圖說服納西沙開一間女巫收容所，收容像梅洛普那樣的女巫，避免再有第二個伏地魔出現了。
做公益他沒意見，多虧了給聖芒戈的捐款，德拉科才能在那裏當醫生，關鍵是他覺得這事很不妥。
在麻瓜的《慈善用益法》裏，幫助貧困婦女接生是一件救濟，減免居民爲私生子而繳納的稅款，因爲教區有責任在他們的父母無力撫養時供養他們。
這事麻瓜已經在做了，不需要巫師再做，如果那時候梅洛普沒人幫助，一屍兩命，就不會死那麼多人了。
當年爲了逃脫純血主義掌控的英國，很多巫師乘坐火車逃到了法國躲避，現在的英國也不該在法國有難的時候關閉海底隧道。
這也是拒絕關閉海底隧道的人說的理由。
這是有風險，不過這樣也會讓人保持謹慎、警惕，這也是規避風險的一種手段。
只有傻動物纔會看到陷阱裏的食物撲上去，要不然獵人該怎麼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