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美利堅合衆國的入籍所述，新國民將不再向親王、君主、國家或公民效忠，在美利堅是沒有國王、公爵、皇帝之類頭銜的人存在的，所有人都平等，總統不能將同樣民選的縣長給開除了。
在獨立戰爭前北美十三州深受宗主國的盤剝，1764年的《蔗糖法案》第二年又頒佈了《印花稅法》，蔗糖貿易需要上繳硬通貨，而不是紙幣，當時的美國自己也缺，他們甚至拿印第安人的貝殼珠當貨幣使用了。
營養是除了先天條件外另一個決定人身高的因素，美國作爲農業大國，不僅有玉米、小麥，還有紐約州的上等牛肉、北卡羅來納的上等豬肉，費城的上等鹿肉，隨着這十三個殖民地聯合成網，18世紀的美國人成爲全球營養最好、身材最高大的。
無休止的貧困讓大多數歐洲人不只是生命週期變短了，連身高也比美國人矮了十英寸。
早期的移民往往都是在故鄉混得很慘淡的，離開家鄉，去一個可以幹得更好的地方總比留在這兒沒活幹也沒希望好。這些人即使沒遇到饑荒情況也好不到哪裏去，瘦巴巴又矮小的歐洲人在人高馬大的美國人面前看起來有點可憐，但他們一下船就有活幹，也有人確實很走運，像菲利普·英格利希一樣發了財，又或者因爲替貴族幹活，自己成了獨立木材承包商，爲皇家海軍提供桅杆。
不過在發跡之前他們也和蔗糖種植園的奴隸們一樣喝朗姆酒，因爲它是糖做的，是熱量最高的酒精之一，關鍵是很便宜，人們樂於喝它注入熱量、增強體質、抵禦寒氣。
英國佬對蔗糖加了稅，不僅搶奪本來稀缺的硬通貨觸犯了有錢人的利益，最終還是這些消費者們承擔，於是窮人和有錢人前所未有得團結一心，想要把逃到新大陸還不讓人安生的國王趕走。
邊沁認爲，人的首要目的就是追求幸福，一直以來人們難以給出一個關於幸福的普遍定義，邊沁認爲快樂就是幸福。
一個醉鬼可以短暫喝到甜蜜的朗姆酒，這僅僅可以給他帶來短暫的快樂，卻對改善他的生活無益，這樣可以稱爲幸福嗎？
拿破崙曾經將沙漠比作可以踩在腳下的海，倫敦醫生則說船隻就像海洋裏的駱駝，如果船員的供給得不到滿足，那麼他們就會像大篷車裏的人，水袋只能用一時，彷彿在控訴自己的生命被報廢在缺水的沙漠裏。
每當船隻入港首先要補充淡水，其次就是補充新鮮的肉類和蔬菜，再有就是檸檬，它和葡萄酒一樣可以防止敗血症。
再有就是朗姆酒，不只是水手，海盜也很喜歡喝，喝了它可以迅速增加冒險和勇氣。
英國商人將朗姆酒當成全球貿易的商品，釀造葡萄酒的果農其實有時喝不上自己釀的酒，他們會釀造一種“酸酒”，就是用水將橡木桶上殘留的那點果屑和酒精，它喝起來就跟醋差不多。
葡萄除了受天氣影響，它還容易得葡萄根瘤蚜蟲病，收成並不如甘蔗那麼穩定，如果只是爲了滿足口腹之慾便宜又好喝的朗姆酒也是一種很好的選擇。
西班牙和法國也看得出它是國內酒類的強大競爭對手，於是兩國都將朗姆酒進口列爲非法。
聯盟了並不一定必須像以前英格蘭和西班牙那樣組成聯軍攻打土倫，對於在阿爾卑斯山進行高強度作業的工兵來說喝葡萄酒遠不如喝朗姆酒驅寒，既然法國都開先河了，同樣西班牙也沒有理由繼續封鎖了。
其實馬薩諸塞州也將喝朗姆酒、白蘭地等烈酒列爲非法，不過卻不像西班牙管得那麼嚴。只要聖餐儀式還會舉行就不會少了葡萄酒，教會除了不提倡人體解剖，也不提倡無節制酗酒。
和神權旁落的法國比起來，西班牙教會的威信尚在，並且還有宗教審判所，它不僅領牧西班牙人的言行，也常被用來作爲攻擊政敵的工具。
葡萄牙也是那樣的，以前也有人因爲世俗糾紛控告英國人是異端。
新教徒的很多儀式與天主教不一樣了……總而言之，西班牙國王亂髮特許狀的事讓很多人不高興，有人想踢一下戈多伊漂亮的屁股。
只要人不貪小便宜、不貪杯酗酒，適當喝點朗姆酒是一種放鬆的消遣，還能補充熱量。但西班牙人的性格是熱情奔放、喜歡享樂、無拘無束，這種性格就像火焰，遇上了烈酒會燃得更加炙熱，就像鬥牛一樣難以馴服。
教士並不是拿國家俸祿的公職人員，他們是向羅馬教會效忠的。法國大革命時有教士不願意宣誓服從憲法，1791年4月18日，路易十六企圖前往巴黎近郊的一座城堡，以便與拒絕宣誓的教士慶祝復活節，但在杜伊勒裏宮門口被大羣市民包圍，最終未能離開，此事之後路易十六堅定了出逃的決心。
宣誓包括允諾和禁止反悔，這在普通人眼裏好像沒什麼大不了的，但是在波拿巴與羅馬教會簽好了教務專約後，還是有教士不願意宣誓，甚至於清洗保民院也和教務專約有關。
教皇特使卡普拉拉要求前宣誓效忠憲法的主教承認過去的錯誤，雖然波拿巴能像快刀斬亂麻般以自然疆界解決意大利問題，卻對這些高級教士的爭端沒有辦法，最終還是教士用模棱兩可的方式解決的。
它會造成什麼效果不知道，反正《獨立宣言》沒講清楚的地方，問題就會像決堤的洪水般從那涌出。
丹寧爵士將允諾和禁止反悔分開，禁止反悔是“不容否認原則”，是具有剛性的，而允諾則必須是允諾（promise）則是一種信賴關係，其一，允諾人知道受允諾人將依此允諾而爲，受允諾人也在事實上依此允諾行事，其二，當允諾人作出允諾意圖時意圖創造一種法律關係。
衡平法和普通法相較於大陸法最大的特點是靈活，它以案例爲依據，非常具有法官的個人風格，大陸法是成文法，紐約自由女神像手裏抱着的並不是法典，而是獨立宣言，1926年以前美國是沒有法典存在的。
而在第一版美國法典裏，獨立宣言並不包含在內，即使不提原稿中刪掉的大段關於廢除奴隸制的內容，《獨立宣言》也不像入籍儀式上發誓的內容那樣“禁止反悔”，但它具備的效力比“承諾”（undertaking）又強一些。
Undertaking和promise有時也是同義詞，換而言之，這種基於undertaking出現的責任關係不出於合同，也不出於允諾，而是一種客觀存在卻無法爲其命名的關係，可稱爲一種“隱藏”的擔當。你能感覺到，卻無法證明它，如同上帝，或者說是獨立宣言裏賦予富蘭克林等人意旨的“nature’sgod”。